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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为曹操医病始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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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谈起东汉时期的河南中医药历史，许昌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地方。这里曾是曹操迎汉献帝营建的许都，也是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后所建魏国的五都之一，同时还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被曹操诛杀之地。至今，许昌仍留有华佗墓，千百年来供后人凭吊。
华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世尊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等，与同时期的张仲景、董奉齐名。《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华佗“兼通数经”，曾游学于徐州一带，沛相陈珪曾举其为孝廉，太尉黄琬亦曾征辟，华佗“皆不就”。他志在医道，不愿厕身宦海，遂以治病救人为业。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已臻化境。他“精于方药，处方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裁七八九。”病若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他便让患者以酒服下“麻沸散”，须臾如醉死无所知，再剖腹背，割取积聚；病若在肠胃，则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平复如故。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手术的最早记载。
除外科手术外，华佗在针灸学与养生学领域亦造诣极深。他还发明了五禽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5种动物的动作，用以导引吐纳，祛病延年。他曾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省许昌市）。此后十余年间，许昌成为东汉的政治中枢，也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根基所在。华佗虽然籍贯在谯郡，但是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华佗曾为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太守陈登治病：陈登胸中烦闷，面赤不食，华佗诊后断言其腹中有虫数升，乃食生鱼所致。当即制药饮之，吐出3升余红头虫，病痛顿消，又嘱其此病3年后会复发，需要再遇良医可救。果如其言。
曹操闻华佗之名，便召至许昌令其常伴左右。《三国志·魏志·方伎传》记载：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华佗以针刺膈俞穴，应手而愈，但不能断根。曹操认为华佗能根治而故意有所保留，华佗则坦然相告：“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此病难以一时痊愈，需要长期调理，方可延长寿命。这里便埋下了日后冲突的种子：曹操以权臣之身，希望永除病痛；华佗以医家之眼，深知慢性顽疾无法根除。两者期待错位，加之华佗本非甘心为人役使之人，矛盾渐生。
《三国志·魏志·方伎传》记载，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在古代社会，医者虽然受尊重，但是难登士大夫之列。华佗通晓经学，本可走仕途，却以行医终老，内心常有悔意。这种心态使他更不愿如奴仆般被驱使。一日，华佗借口收到家书，请求还乡。曹操允之。华佗回到家中，便以妻子生病为由，屡次延期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又令郡县发遣，华佗自恃有医术，不愿轻回。曹操大怒，遣人前往查验：若华佗妻子果真患病，便“赐小豆四十斛”，宽限时日；若系欺诈，则收押下狱。结果华佗的妻子并未生病，于是华佗被逮捕至许昌。
华佗被押回许昌后，关入大狱。当时曹操的头风病正发作得厉害，心中又恼恨华佗欺诈，便欲以“欺君之罪”处死华佗。谋臣荀彧挺身求情，说道：“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意思是“华佗医术确实精湛，关系着许多人命，应当宽恕他。”曹操正在气头上，冷冷地答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意思是“别担心，天下难道就没有这等鼠辈了吗？”这句话透露出曹操当时的心理：他并不珍惜华佗的独一无二，而是将其视为可以取代的“鼠辈”。华佗被拷问至死。临死前，他将一卷竹简医书交给狱吏，说：“此可以活人。”狱吏畏惧曹操的法令，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取火将书烧毁。这部传说中能“活人无数”的《青囊书》，就此化为灰烬。后人常常悲叹：华佗一生最富传奇的外科手术、麻沸散的完整配方、五禽戏的详尽图录，很可能都在这卷书里。书一焚，术遂绝于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依然发作，无人能治。即便如此，曹操仍未表现出悔意。直到他最疼爱的儿子曹冲病重——那位以“称象”闻名、聪慧过人的神童，病入膏肓之际，曹操守在一旁，望着奄奄一息的儿子，终于说出了那句锥心之语：“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孩子白白地死去了。）可惜曹操悔之已晚，华佗的医书已焚，头颅已断，曹冲最终夭折，年仅13岁。
华佗遇害之地，历来认为在许昌（许都）城内。今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原许昌县）苏桥镇石寨村南，有一座高大的墓冢，封土完好，墓前立有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所刻“神医华公之墓”石碑，以及历代医学家、文人的碑刻题记。这便是被列为许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华佗墓。据《许昌县志》和地方传说记载，华佗死后，其尸体相传由一位狱卒偷偷收葬于此。那位狱卒感念华佗生前曾为百姓治病，不避寒暑，且临终赠书虽然未敢接，但是心中敬佩不已，遂连夜将华佗遗体运至许昌城北埋葬，不敢立高大坟冢，只以土掩。后人为纪念华佗，不断添土植树，渐成规模。每逢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或者清明节等中华传统节日，常有药农、医者及百姓前来祭扫，在墓前焚香祈愿，求除病痛。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广陵吴普、鹏城樊阿，皆从佗学。”吴普常练师傅华佗传授的五禽戏，90多岁时，还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有《吴普本草》。樊阿善于针灸之术，一般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脏器之间不能随便扎针，即使扎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而樊阿在背部进针可达一两寸（同身寸），在胸部的巨阙穴进针深达五六寸，而患者往往都能痊愈。樊阿曾向华佗求取可以服用而有益于人体的药方，华佗便传授给他“漆叶青黏散”（即漆叶的粉末一升，青黏的粉末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并说长期服用可以驱除体内三虫，通利五脏，使身体强健，还能让人头发不白。樊阿听从华佗的话，“寿百余岁”。
此外，华佗的弟子还有李当之（一作李珰之）。他年少时就通晓医经，研习《神农本草经》，得到了华佗的真传；尤其精通药学，专注于药物炮制的研究，为后世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著有《李当之药录》等，南朝医学家陶弘景评价他的书“采撷经方，详加考校”，可惜这些书很早就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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