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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的千年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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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时代起，华夏先民便踏上了运用中医药探索生命奥秘、对抗疾病的漫长征程。例如，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疫病的记载；西周时期，出现了专职医师与医政管理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曾经行医河南的扁鹊以“望、闻、问、切”诊法名闻天下，《黄帝内经》则系统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与养生防病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东汉末年之前，中医药学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但是始终未形成将“理、法、方、药”融会贯通、完整统一于临床实践的经典著作。这一历史性转折，直至建安年间，随着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才悄然到来。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人，与华佗、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关于其生卒具体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后世学者据其著述及同时代人物活动推测，大多认为其生活于东汉桓帝至建安年间（公元150年~219年），亦有学者将其生年推定在2世纪中~3世纪。其生平事迹，正史无传。最早关于张仲景的记载，见于晋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该书序中记述“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其中保存了很多《伤寒杂病论》的遗文。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叙述了张仲景见王仲宣“候色而验眉”的事迹，并称赞张仲景“垂妙于定方”。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有“仲景开胸纳赤饼”的记载。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称：“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其所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故后世亦称张仲景为“张长沙”。另外，北宋《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亦载有张仲景见王仲宣的事迹，并有“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独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的记载。关于张仲景详细的传记，最早见于明代李濂的《医史·卷六·张仲景补传》，是后世研究张仲景医道与生平的重要文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加之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瘟疫横行，生灵涂炭。曹植《说疫气》真实记载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大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未十稔”即不出十年，在公元196年~205年。由此可见，在曹植所记大疫之前十余年，南阳张氏宗族已因伤寒流行而遭受重创。面对如此惨状，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据原序，全书合16卷，但是此卷数不见于唐代以前的目录书记载，《隋书·经籍志》著录《张仲景方》15卷，《新唐书·艺文志》亦作15卷。但是，无论如何，《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完整统一。
所谓“理”，即中医基本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所谓“法”，即治疗原则与方法；所谓“方”，即方剂的组成与配伍；所谓“药”，即药物的性能与运用。在此之前，《黄帝内经》重“理”而略于“方药”，《神农本草经》详于“药”而疏于“理法”，《汤液经法》存“方”而无系统之“理”。张仲景则熔各家之长于一炉，以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为两大纲目，以六经辨证论伤寒，以脏腑辨证论杂病，“理贯其中，法随理立，方依法制，药随方施”，四者环环相扣，使中医药学从此有法可依、有方可用。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不久，即因战乱而散佚，幸赖王叔和搜集整理，将其伤寒部分编次成《伤寒论》10卷，杂病部分则隐没不传。直至北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3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药及妇科疾病。后经林亿等校正、医书局整理，将上卷删去（因已有《伤寒论》单行本），保留中卷、下卷并增补部分内容，定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自此，《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璧，方得见张仲景学术之全貌。
就《伤寒论》而言，张仲景创造性地将外感热病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证，每经又各有提纲、主证、兼证、变证及治法方药。比如，太阳病为外感初起，正邪交争于表，治以汗法，主方麻黄汤、桂枝汤；阳明病为邪入阳明经，燥热内结，治以清下两法，主方白虎汤、承气汤；少阳病为邪在半表半里，治以和解之法，主方小柴胡汤。三阴病，则为正气已虚，邪气内传，治以温补之法。六经辨证，既体现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一般规律，又蕴含了因时、因地、因人、因证制宜的灵活变通。
至于《金匮要略》，则是张仲景治疗内伤杂病的专论。全书共25篇，论及病证40多种，包括中风、历节、虚劳、胸痹、心痛、痰饮、消渴、水气、黄疸、妇人妊娠及产后疾病等。每种疾病先论病因病机，次述辨证要点，后列治法方药。比如，“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论，体现了重视预防传变、整体调治的思想。又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为后世治疗痰饮病确立了基本原则。
在方剂学方面，张仲景的贡献尤为卓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共载方约269首，用药214种。这些方剂组方严谨，配伍精当，“君、臣、佐、使”，主次分明，被后世尊为“经方”。比如，麻黄汤治伤寒表实，麻黄为君药，发散风寒；桂枝为臣药，助麻黄解肌；杏仁为佐药，宣肺平喘；甘草为使药，调和诸药。桂枝汤治中风表虚，桂枝解肌发表，白芍敛阴和营，生姜解表散寒，大枣滋养营血，甘草调和诸药，发汗而不伤正，止汗而不留邪。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柴胡透达半表之邪，黄芩清泄半里之热，半夏、生姜和胃降逆，人参、甘草、大枣益气扶正，攻补兼施。后世医学家称张仲景为“群方之祖”，其制方之法，垂范千古。
尤为可贵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对当时某些“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医者提出了严厉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又云：“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字里行间，流露出张仲景对生命的敬畏、对医道精诚的追求。这种“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的仁爱之心，正是“医圣”精神的真实写照。
自北宋以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被奉为医生必读之经典，研究、注释、发挥者代不乏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开全面注释之先河；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阐发经方奥义；明代王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清代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尤怡的《伤寒贯珠集》等，均为伤寒学研究之杰作。日本汉方医学亦深受仲景学说影响，江户时代以后，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等人极力推崇张仲景，丹波元简等考据学家亦精研《伤寒论》。历代研究《伤寒论》的著作多达千余种，研究者遍及海内外，形成了中医学中最庞大的学术流派——“伤寒学派”。同时，南阳“医圣祠”也成为张仲景医道不朽、泽被千秋的永恒见证。
纵观张仲景一生，生活在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乱世，却以悲天悯人之心，撰成《伤寒杂病论》。其书“理、法、方、药”兼备，理论与临床并重，既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又开后世辨证论治之先河。自唐宋以来，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被奉为“医经”，其影响远播海内外，历经1800余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凡习中医者，莫不研读仲景之书；凡临证者，莫不运用经方之法。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的千年传承，不仅是中医药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健康事业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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