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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骨问疴：殷商时期的疾病诊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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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甲骨文献中所见的涉医卜辞，主要记载了殷商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疾病状况，尤以殷王武丁及其王室成员为多。例如，多次出现“王疾”“王弗疾”“王疾身”“王疾齿”等记载；其次为王妃之疾，如武丁妃子育子时所患疾病；再次则为王子之疾，诸如“子涣疾目”“子弗疾”等。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疾病的发生情况，还折射出殷商统治阶层对疾病的基本认知与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除常见疾病外，甲骨文中亦不乏对传染病、流行病及疑难杂症的记载，如“疾疫”“疾年”等，反映殷人已具备一定的疾病分类观念，其理解被笼罩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之中。
受制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殷人尚未能对疾病成因做出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在普遍崇巫重卜的社会氛围中，他们将疾病多归因于神灵或祖先降罚。比如，甲骨文中有“帝降疾”（《甲骨文合集》），“丁巳卜，贞，亡降疾”（《甲骨文合集》）之辞。同样，《尚书·盘庚》中“朕心之攸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与汝罪疾”等语句，也印证了殷人将疾病视作神灵降罪的普遍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源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与维护王权统治的神圣性密切相关——疾病被赋予伦理色彩，成为天道奖惩的体现。
为禳解疾病、平息神怒，殷人经常通过祭祀以祈求身体康复。在这一过程中，巫师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主持祭祀、代神发言，部分还参与政事，指导王廷决策。此类神职人员无形中承担了疗疾之责，成为早期医疗实践的主体之一，甚至商王有时亦亲自行巫，为己祛病，如“庚戌卜，余自御”（《甲骨文合集》）。巫医的治疗行为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疾病应对，还是整个社会精神信仰与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之古字作“醫”或“毉”，从其构形即可窥见与巫的深厚渊源。《广雅·释诂》直言：“毉，巫也。”清代学者王念孙疏证曰：“医即巫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说明在早期社会中，巫、医职能常互相混淆。汉代《韩诗外传》所载上古之医“茅父”以祷咒疗疾之事，与《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的观点互为印证，表明“祝由”等巫术疗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主要的医疗方式之一。巫医的治疗方法虽然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也承载着汇集、传递民间医药经验的功能。
在诸多巫医之中，以巫咸与巫彭较为著名。《说文解字》《世本》等皆视巫咸为医之开创者，其地位崇高，被誉为“殷之元臣”，甚至配享先王祀典。甲骨文中亦屡见其名。《吕氏春秋·勿躬》称“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说明其兼具医、巫二职。巫彭则更侧重医疗，被后世尊为职业医者的象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巫医，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们祛除病痛，还在文化传承中被不断神化与理想化，成为联结鬼神世界与现实医疗的象征性人物。
随着社会分工渐细，巫师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职能分化，衍生出专门从事医疗的巫医。如殷墟甲骨中所见“巫妹”，即为专治小儿疾病的女巫医，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针对不同患者群体的医疗分工。《周礼·大聚》记载：“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说明至周代巫医制度仍存，并在民间广泛存在。
巫医之延续，既依赖于鬼神观念的深厚土壤，也离不开实践中积累和传播的医药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巫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中也逐渐孕育着医学知识的萌芽，为后世医学独立发展埋下伏笔。
殷商王室常用的巫医疗疾方式，主要包括向祖先行“禞”祭以诉病求佑，“御祭”以祛病除祟，“卫祭”以请求神佑解除疾患等宗教仪式；同时，亦广泛应用禁咒、祝由、禹步、释梦、傩舞等巫术手段。除此之外，甲骨文中已出现“丹”字及擅长艾灸的“艾母”之称，还有关于按摩是否奏效的卜辞，反映出在巫术的主流之外，某些经验性疗法也在缓慢发展。这些早期的药物与外治法的应用，虽然包裹在巫术仪式之中，但是已显现出实践医学的微光。
总的来说，巫医兴起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认知极为有限的历史阶段。它吸收并改造了早期社会的医药经验，为其蒙上神秘主义色彩，从而形成医巫交融的独特形态。夏商时期，乃是这一形态的鼎盛阶段。然而，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巫术中掺入越来越多人为虚构与欺骗成分，加之农耕文明发展带来的人文觉醒，人们逐渐突破神权世界观，开始肯定自身能力。周代，巫、医分离趋势日益明显，医学知识逐渐脱离巫术束缚，朝着经验与理性方向独立发展，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新纪元。殷商巫医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作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后世医学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成为我国中医药文化中不可忽视的起源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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