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和大医
□郑学农

    儒医是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这和中医的文化根基有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通儒的，而所有的名医也都是儒学大家。比如，苏东坡、沈括合著了《苏沈良方》，柳宗元也撰写了不少关于论治疾病的著作，李时珍创作了《本草纲目》等，他们均是儒学大家。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的文学专著虽然不多，但是医学著作文字优美，对于文化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其大部分医学著作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许多人认为，不为大儒，难成大医。
    中医的理论基础成形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每种学术流派都是文化的派生物，撇开文化，很难独立于学术之林，这是中医的基本要求。同时，没有古代的文化奠基，没有学术争鸣，没有前沿文化，就不能成为一家流派传之后世。因此，没有文化积淀，就不能彻底了解中医的内涵，更不可能开拓性地提出新的见解。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几年脱离基本内涵片面地分解中医、论证中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了文化对中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开始提出看重文化，提出儒化中医；开始注意培根固本，从儿童抓起，从普及传统文化做起。不少中医前辈已经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让中医更加自信起来。
　　  大医是儒医之后的又一个境界，它在儒医基础上，强调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空间感、运动变化观和理性感。这是脱离了形象层面、自觉层面和工具层面，向智慧层面发展的阶段。上古时期有真人，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于八达之外，思维奇特，不拘常法，总合于道。唯有如此，才可以知未病，治未病，把健康人群作为普及对象，防患于未然。他们看问题一针见血，以简御繁。这需要有很深的文化修养，扎实的儒学基础，需要对道德空间有较深的理解。现阶段，有一些人达到了这个境界。
    可以看出，中医具有理性思维。这是中医自信的回归，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即将到来的中医的春天。
（作者供职于延津县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