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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浩、殷仲堪与《殷荆州要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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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至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殷仲堪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其间，他除了处理军政要务，还做了一件在河南中医药史上值得铭记的事——编纂《殷荆州要方》。此书今日虽然散佚，但是从书名与殷仲堪任职荆州的背景推测，当为实用的临床方书，在河南中医药著述史上值得记上一笔。
殷仲堪是东晋陈郡长平（今河南省西华县）人。陈郡殷氏是魏晋时期著名士族，其祖父殷融官至吏部尚书、太常卿，父亲殷师为骠骑谘议参军、晋陵太守等。殷仲堪自幼聪颖，博通经史，尤善清谈，与东晋玄学家、训诂学家、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人韩康伯齐名。《晋书》本传说他“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这样的家世与才学，使他既有士族的文化修养，又有机会接触医药方书。值得注意的是，陈郡殷氏一门之中，通医者非止殷仲堪一人，其堂叔父殷浩亦以“妙解经脉”著称于时。
这里需要特别辨明一桩旧案。殷浩，字渊源，是东晋中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殷浩与殷仲堪同出陈郡长平，同属陈郡殷氏。殷浩的叔父殷融，正是殷仲堪的祖父。因此，殷浩是殷仲堪的堂叔父。前人每有将二人混淆者。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本对《神农本草经·序录》“夫大病之主”一节所作注文，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并亦研精药术”语；若就字面言，“殷渊源”即殷浩。而后世《证类本草》或作“商仲堪”，《本草纲目》或作“殷仲堪”。宋人避宣祖赵弘殷讳，改“殷”为“商”，故“商仲堪”实即殷仲堪。然“渊源”与“仲堪”并非一字之异，避讳只能解释“殷”改“商”，不能解释“渊源”改“仲堪”。因此，二名当属不同版本或传抄歧异，陶弘景所列究竟指谁，仍不宜遽断。二人医名各有来源：殷浩主要见于《世说新语·术解》，殷仲堪则因《殷荆州要方》及荆州医事而留名。此外，《晋书》为唐人所修，避唐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深”，故殷浩字“渊源”在《晋书》中作“深源”。
殷浩曾任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是东晋中期主持北伐的军政重臣，后因北伐失败被贬为庶人；他“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好《老》《易》”“为风流谈论者所宗”。其医术之精，《世说新语·术解》记载其“妙解经脉”，并有为给使之母诊脉处方、一剂而愈之事。同篇又记载其中年被贬后，有常所给使叩头流血，言母年垂百岁、抱疾已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虽死无恨；殷浩感其至性，令舁来诊脉处方，一剂汤即愈，遂“尽焚经方”。殷浩“尽焚经方”之举，后世颇有揣测：或谓其经方得自异传，不欲轻泄；或谓其既贬为庶人，不愿以医名自累；或谓其感于给使之孝，愈后不复再诊，故焚方以示决绝。无论原因为何，这一细节至少说明殷浩所藏经方并非泛泛抄录，而是确有实效、值得珍视之物。这样一位清谈领袖兼军政要员，同时又精通医药，正是魏晋士人兼通方技的典型代表。从殷浩“尽焚经方”到殷仲堪日后编成要方，叔侄二人对医方的态度迥异：一焚一编，一隐一传，恰成对照。殷浩焚方或出于个人际遇与性情，殷仲堪编方书或出于方伯济民之责，二者虽然取向不同，但是共同折射出东晋士族对医药的复杂态度。
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年），荆州刺史王忱去世，孝武帝以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水网密布，气候湿热，夏季多雨，历来是伤寒、疟疾、痢疾等疾病的多发地区。殷仲堪到任后，一面处理与桓玄、杨佺期等势力的复杂关系，一面关注民生疾苦。他身为士族名士，又官居方伯，据其身份与处境推测，可能希望以医药知识济世救人。大约在此期间，他可能将平日搜集的医方加以整理，编成《殷荆州要方》。书名中的“殷荆州”，正因他官居荆州刺史而来。
《殷荆州要方》在《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著录为1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沿袭著录，可见隋唐时期尚存于世。宋代以后，此书逐渐散佚。其散佚原因复杂，或与卷帙较小、传抄不广、战乱等因素有关。从书名“要方”看，它并非理论著作，而可能是临床常用方剂的汇编，重在实用。从殷仲堪的士人身份与荆州环境看，书中很可能收录了治疗伤寒、温病、疟疾、痢疾、咳嗽、痈肿等南方常见疾病的方剂，并注意选用当地易得药材，以求“简、便、验、廉”。
殷仲堪著述颇丰，除《殷荆州要方》外，尚有文集12卷见于著录，大多已佚，今存残篇《游园赋》《将离赋》等，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又有《致谢玄书》《答桓玄四皓论》等，亦散见诸书引录。
在江陵，殷仲堪的医药实践并不止于编书。《晋书·魏咏之传》曾记载一段与殷仲堪有关的医事。该书云：“魏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咏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励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兔缺，即今之唇裂；及差，即痊愈。
此段文字虽然短，但是透露出丰富的医史信息。其一，殷仲堪帐下确有善疗兔缺的名医，医者提出“可割而补之”，说明东晋时期对唇裂修补已有一定外科经验；术后“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则表明当时已认识到饮食、言语与创口愈合的关系。其二，殷仲堪并非仅以方伯之尊延医，而是亲自与魏咏之交谈，“嘉其盛意”，召医诊视，又“处之别屋”，令医善疗，愈后“厚资遣之”。这与其编《殷荆州要方》一样，都可见其士人济世之仁心。其三，魏咏之“闭口不语，唯食薄粥”，百日守约，亦见患者求治之志与当时医者医嘱之严。此事与《殷荆州要方》适可互为表里：一书目存而书佚，一史传简而事明，共同折射出殷仲堪在荆州以医药济人的面貌。从医史角度看，魏咏之病例还提示我们：东晋时期外科技术虽然已具备一定水平，但是从现存记载看，术后护理主要强调饮食控制与静养，记载中未涉及更精细的创口处理和药物配合，这或许是医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过渡阶段。
殷仲堪一生，颇具悲剧色彩。他出身士族，善清谈，有才学，却卷入东晋末年权力斗争。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桓玄起兵攻荆州，殷仲堪兵败出奔，被桓玄追获，逼令自杀。今天追溯河南中医药发展脉络，《殷荆州要方》虽然已不存在，殷浩的医方更无迹可寻，但是他们提醒我们：中医药学的发展，不仅靠少数医圣大家，也靠无数地方官、士人、民间医者的实践与记录。殷浩以清谈领袖兼精医术，殷仲堪以士人之身行医者之事，在荆州任上编方济世、延医救人，正是这种实践的体现。其叔侄二人的仁心仁术，虽然书佚事湮，但是值得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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