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中医药的事儿
□李金钢

   明代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较快、成果丰硕的重要时期之一。之所以如此，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医药事业长期积淀形成的创造性转化。此外，亦同明太祖朱元璋于顶层之上推行的厚医重药之举密切相关。
    朱元璋初定天下，沿袭前朝开科取士之制，规模达至空前。许多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深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价值观的巨大影响，纷纷由儒入医，客观上使得从医者的队伍结构、文化底蕴、医德医技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为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朱元璋在医药机构设置、制度保障、医事活动等方面进一步架构完善。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令在南京、北京两地以及各府、州、县均设立“惠民药局”，专任医官，分别行使全国、地方药业的管理职权。“惠民药局”是专门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任其取用。遇有疫病流行，“惠民药局”则免费为患者“施药救治”。后又置“太医院”“御药局”，负责皇帝医药诏令的实施，医生的征召、选任、罢黜，医官的差派，皇室医疗服务，医生的培养教育，对其他医药机构的管理等。
    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并任官。朱元璋推出一系列举措，将医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范围。
    洪武五年（1372年）七月，朱元璋闻知因盛暑劳累等原因而导致营中军士患病、亡故，亲谕“速遣官具医药往视之，病甚者，官给舟车送还其家，仍沿途给医治疗”。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颁旨：凡守卫军士“本身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放归营所，请医调治”。同年，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医者，配备医官负责诊治。
    朱元璋还时常把中药材作为贵重的赏赐之物奖励给官兵，《明太祖实录》记载：“赐京卫军士胡椒五斤（古代计量单位），苏木二十斤。”“赐海运军士万三千八百余人胡椒、苏木、铜钱有差。”“赐京卫旗军胡椒人一斤。”
    朱元璋将中医之道作为方略，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与诸将论兵政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不可穷兵黩武，结怨启衅，否则会招致祸乱。“正犹医家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殒命，亦伤元气故。”
    历史上，曾经流传与朱元璋相关的一些中医药、祛疾攘厄之事。其一，朱元璋与“药引子”。一位叫楼英的乡下郎中被召入宫内为马皇后治病，郎中以朱元璋随身携带之玉佩做药引子，治愈了马皇后的疾病。其二，清热解毒消暑之饮品——“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朱元璋曾以卖药材为生，他在湖北一带贩卖乌梅时，身染瘟疫，身心不支。当他嗅到乌梅之气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他以乌梅配伍山楂、甘草等煮汤服用，治愈疾病。自此，“酸梅汤”便流传开来。另外，国人有“走百病”之习俗，每年正月十六晚上，妇女们成群结队出游，走路、过桥、登高，祈求祛除百病、延年益寿、生活安康。朱元璋诏令开放南京城墙，便于百姓登临城头“走百病”。
    朱元璋还反对愚昧尽孝，昭告百姓“有疾则谨其医药”“尝进善药”。在旌表孝行的问题上，他改以往的“一律”褒奖为“酌情”处置，并且严厉惩处毁灭人性的尽孝者。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青州日照平民江伯儿之母久病不起。他效仿“割骨疗亲”“郭巨埋儿”之举，从自己肋下割肉煮熟给母亲。江伯儿的母亲吃后仍未见好，他又到泰山求神，并许诺如神灵保佑母亲康复，将杀子祭祀。不久江母痊愈，江伯儿杀死自己3岁的儿子祭神。地方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请求予以表彰。朱元璋闻之勃然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今百姓乃手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遂令逮捕江伯儿，“杖百谪戍海南”，并命礼部重新详议旌表孝行事例。自此，非理性的尽孝行为被排出旌表范围。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