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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炳编撰《阮河南药方》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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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魏晋之际，中原医学继续发展。在这一历史阶段，有一位出身名门世族的官员兼医学家，以编撰《阮河南药方》闻名于世，此人便是阮炳。后世医籍称其字叔文，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官至河南尹，故世称“阮河南”。《阮河南药方》虽然已散佚，但是见于《隋书·经籍志》等目录，在中医学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阮炳出身陈留阮氏。陈留尉氏地处中原，汉魏以来为经学、文学重镇，阮氏与周边士族往来，家学不限于一经一艺。陈留阮氏为汉魏以来名门，世传儒学，人才辈出。据陈留阮氏谱录，其父阮谌，字士信，东汉侍中，以经学闻名。《隋书·经籍志》礼类著录《三礼图》9卷，题“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以图释礼器形制与礼乐制度，体现经学重实用、重图解的传统。此一家学背景，对阮炳兼治方药、济世救人不无影响。
按照阮氏传世谱录，阮炳之兄为阮瑀。阮瑀，字元瑜，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少从蔡邕受学，以文才知名。相传都护将军曹洪闻其才，欲使掌书记，阮瑀不肯。又有记载称曹操后辟召阮瑀，阮瑀逃入山中；曹操使人焚山，阮瑀不得已出仕，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与陈琳一同起草公文，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二人之手。此类事迹多出自《文士传》等，带有传说色彩。阮瑀之子阮籍，字嗣宗，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炳之弟为阮武。阮武，字文业，《晋书·阮种传》称其“阔达博通，渊雅之士”，官至清河太守，著有《阮子正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阮氏谱》则载其“有器量”等。阮武之子阮坦，字弘舒，晋惠帝时官至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炳之子阮种，字德猷，《晋书·阮种传》称阮种“少孤，为叔父武所养”，晋武帝时举贤良对策第一，官至中书郎、平原相，以清贤著称。陈留阮氏一门，由经学而文学，由文学而玄学，人才相继，而经世实用之脉并未中断。
阮炳兼治儒、医，正可见这种“博通”传统。《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梁有《阮子》五卷，阮炳撰，亡”。这说明阮炳并非仅以医名，亦有子学撰述。其学兼儒、医，符合汉魏士人“博通”的理想，也为理解《阮河南药方》的编纂取向提供了家族与学术背景。换言之，阮炳撰方书，不只是“方技”之事，也与其家学中重经典、重致用的传统相通。
阮炳曾出仕。据《晋书·阮种传》，其官至魏郡太守；而医史、方书目录及后世著述又多谓其官至河南尹，“阮河南”之称即由此而来。目前，二说并存。若依后世医史所称河南尹之说，曹魏、西晋以洛阳为都城，河南尹为京畿要职，掌洛阳及周边政务，清贵显要，举足轻重。河南尹职掌中，灾疫、刑狱、赈济、掩骼等皆所关涉；疫病流行时，地方长官往往需要施药、赈恤。阮炳若官居此职，则身处政治、文化中心，便于接触医药文献与各地医方，对民生疾苦也有更多体察。这或许为他编纂方书提供了条件。若按正史魏郡太守之说，魏郡为曹魏重镇，太守亦职任要冲，同样可能接触一方民瘼和医药事务。
阮炳精研医术，汇录医方，成《阮河南药方》16卷方书。以官地、郡望称人书名，是汉魏六朝常见现象，如《范东阳方》以范汪官东阳太守得名；若依河南尹之说，“阮河南”既标其官职，也提示此书与河南一地医学传统的关联。其书虽然后世散佚，但是目录学上的著录，已足以说明它在魏晋医学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时代背景看，魏晋医学家一面整理前代文献，如王叔和编次张仲景遗著、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一面汇集临床经验，方书渐多，如葛洪《肘后备急方》等。至南北朝，陶弘景又撰《本草经集注》。医学既是养生尽年之术，也是士族治家济民之具。阮炳身当此风，凭借士族文化资源与仕宦经历，纂成此书，属于当时医学知识整合的一种表现。魏晋方书多按病证分类，下列方名、主治、药物、剂量、炮制、服法，注重临床实用性。《阮河南药方》列于医方类，可见阮炳汇录医方、博采众方的良苦用心。《汉书·艺文志》列“医经”“经方”于方技略，称经方家“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阮炳汇录医方，正属于经方一路。
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多以玄谈相尚的风气中，阮炳出身世儒名门、身为朝廷命官，却兼治“方技”之学，确有其值得注意之处。这既与陈留阮氏“博通致用”的家风相合，也体现了礼学经世致用与医学济世救人在精神上的相通。《礼记》记载：“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说明先秦秦汉礼书已注意医道传承；《周礼》有医师、疾医、食医、疡医等职，礼制与医政相关。阮谌参与《三礼图》，图释礼器、制度；阮炳治方药，汇录医方。二者皆重“致用”：礼图使制度可目验，方书使医术可操作，方法上皆有“即实求用”的倾向。礼学讲“致用”，医学讲“验方”，二者皆重实践与传承，阮氏家学在此点上前后相承。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阮炳的方书编纂实践，代表了魏晋时期医学知识整合与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向。在那个战乱频仍、典籍散佚的时代，正是因为有像阮炳这样的士人医家致力于搜集、整理和传播医学经验，中医学才得以在动荡中延续，并为隋唐时期医学的全面繁荣奠定基础。陈留阮氏以经学、文学、玄学显于汉魏六朝，阮炳以《阮河南药方》在医学史上留名。其书虽亡，其济世精神与方书整理之功，仍可作为魏晋医学史、家族史，以及礼学与医学关系史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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