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研丰富了临证思维
□康进忠

   中医临证思维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以整体观为核心，以辩证法为特色，以人体整体及人与自然调和致中为目的的临床实践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临证思维深刻影响着中医科研实践，同时中医科研也丰富了临证思维。
    中医临证思维在中医科研中的指导作用。中医临证思维的核心是整体观。中医治疗疾病，必须坚持整体观念。中医认为，人体产生疾病是因为人与自然、人体自身的平衡受到破坏，而应用中药则是为了恢复人与自然，或者人体的平衡，“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在这一临证思维中产生的用药原则，所以中医科研应与时间、地点、人的体质有着密切关系。
    中医科研对临证思维内涵的拓展。中药的应用是在临证思维指导下进行的，比如清热解毒中药是一类具有清热、泻火、解毒作用的中药方剂或中成药，适用于三焦火毒热盛，二焦邪郁生热、风热疫毒等。清热解毒药是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按照辨证施治原则，其所治证候多属于阳明里热实证。近年来，临床和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显著的调理免疫和抗炎活性。清热解毒中药可通过调控非特异性免疫蛋白质分子抑制炎症反应，最终达到炎症损伤与人体免疫反应的平衡状态，该研究体现了中医“调和致中”的临证思维，充实了临证思维内涵。
    将临证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临证思维是在古贤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与现代科学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与药物研究的要求尚待契合。所以，中医科研的临证思维应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使之科学化、客观化、定量化。
    中医科研是从中药药理研究开始的，研究者往往按照西医病理观念和诊疗学原理来看待中药的临床价值，通过对单一成分药物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当初受中药治疗思想启发的情况外，这种研究几乎是在脱离临证思维下进行的。随着组分技术、系统生物学和网络生物学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临证思维认为，人体是复杂而统一的机体，中药处方及中药方剂是临证思维指导下辨证施治的体现，中药方剂同样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所以中药治疗疾病的过程是人体与中药两个复杂体系相互影响的过程。然而，现代中医科研似乎与临证思维之间仍有一定的差异，这给中医科研工作者带来很多困惑。
    那么，坚持了中医整体、动态的临证思维，现代中药研究就不能突破这个体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临证思维是依据中医理论建立开始的，已经经历了多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是汉代医家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对《黄帝内经》临证思维模式质的改变。《黄帝内经》确立了“理论—整体性模式”，《伤寒杂病论》在继承《黄帝内经》整体思维的同时，从整理各种具体治疗实践案例入手，博采众方，注重临床操作的精确性，比如剂量、剂型等，创制了“经验—案例性模式”，这是一次大的模式转换。
    自《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学理论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气化理论和病机的研究方面，医学家每在方证对应临证之外，运用气化和病机获得新的治疗途径，便以此加深对治病求本的认识。到金元时期，医家又以“整体—机要模式”为主，突破了“经验—案例性模式”。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刘完素从火热立论建立热病临证思维，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抓住攻邪的一个环节，“脾胃学说”的创始人李杲则以脾胃为关键点，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以相火治内伤杂病等观点，他们建立的临证思维，超越了唯象的方证对应临证思维模式，开辟了中医临证思维的新境界。
    随着西医思想的引入，中医临证思维从“宏观辨证思维”向“宏观—微观辨证结合”与“病证结合”思维模式转变，使临证思维发生了第三次改变，这种模式成为现代中医临证中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使临证思维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用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的研究技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来探讨，开拓创新，从而使临证思维与中医科研互相验证，使中医理论变得更具开发性与时代性。
    笔者认为，临证思维指导下的现代中医研究体系建立，需要不断吸取现代医药学研究成果，使临证思维与其指导下的现代中药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中西医结合现代中医研究新体系。
    （作者供职于安阳市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