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博济惠民双甲子祭

本报记者 尚慧彬

    1896年，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古约翰以及医生史美德、罗维灵等沿着古老的卫河来到当时的卫辉府。“就是这里吧！”他们指着岸边的这片土地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所医院，让所有遭受痛苦的病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治疗。这里将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发了这条“朋友圈”后，他们的朋友们纷纷“点赞”，然后就“潜水”了。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应许之地”条件实在太恶劣了。
    当时的豫北刚刚遭遇了严重的洪灾，灾后成了瘟疫滋生地，没有医疗和防疫措施，人们完全暴露在传染病之下，痢疾、伤寒、天花、疟疾、脓肿……这里被称为“全世界的伤口”。史美德、罗维灵两位医生乘坐骡车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寻找病人，并为他们医治。在度过一段被当地人仇视甚至追杀的痛苦日子后，他们逐渐被接受，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1901年，罗维灵在卫河边的土地上种下一棵树，一所西式医院破土动工。此时，史美德医生因为严重的伤寒和肺炎不得不离开中国，这位医生在病中仍忧心着“饱受疾病和腐烂伤口折磨的中国人”，昏迷中不断喊着“我需要病房，我需要病房，把医院建起来！”这位毕业于女王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在100多年前的焦急呼唤，在今天依然动人心弦。1903年，医院终于落成，定名为“博济医院”，罗维灵出任首任院长。1918年，“博济医院”迁移扩建，在毗邻原址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病房大楼，并更名为“惠民医院”。
    据史料记载，这所医院是当时河南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医院，也是除上海和北京的医院外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这所医院设置有门诊、病房、药房、无菌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现代化科室，约有90张病床，后来扩充到120张病床，有近20位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医护人员；病房内设有暖气、电梯、自来水，干净、整洁、舒适，院内种有多种花草树木，树木遮天蔽日，院内环境宁静优美。这一切都与加拿大当时的医院不相上下。
    然而，医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种种磨难。数十年筚路蓝缕，很多医生留下了自己光辉的、无私的名字：最初来到豫北的古约翰“以膝代步”，冒着被石块攻击、被刀斧砍伤的风险艰难行走在豫北大地上，40年中历经苦难，伤病缠身，却始终没有放弃，直到临终前一年才回到家乡；孟恩赐医生不但用医术救治了大量病人，还建立了初步的预防体系，在霍乱流行期间使很多人避免感染，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逃亡途中失去了年幼的孩子，自己也在1920年因营救同事被匪徒杀害；科玉贞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拯救了400多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自己却因感染疾病离开人世，至此她在豫北工作了33年……
    事隔一个多世纪，后人已很难想象医院初建时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也很难想象这些原本可以过着安逸生活的人为何冒着失去生命或失去亲人的痛苦，几次返回这里，即使不被理解仍初衷不改……直到某一天，后人看到“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句话，忽然就理解了：人性中永远有向善的、光辉的种子，人的本质中蕴藏着的爱、无私、信仰、拯救的基因仿佛是含着宝石的原石，经过苦难的磨砺，更见光彩。
    “1896年，最早来河南的史美德医生患上斑疹伤寒，又得了肺炎，紧接着出现右下肢血栓……”“1900年，古约翰7岁大的女儿弗洛伦斯死于脑膜炎；史美德的幼子，孟恩赐6个月大的儿子和罗维灵的小女儿也在同年死去……”“在使团工作的前25年里，有19个孩子死亡，仅古约翰夫妇就在中国失去了5个子女。”看着邵金远博士所著的《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研究》，这些死亡触动了笔者，不禁热泪盈眶。原来，这世上总有些人具备坚忍、牺牲这些宝贵的品质，并发出照亮世界和人心的光芒。
    这就是根。“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几百年前的王阳明悟出的道理，昭示着爱的传承。而那棵100多年前罗维灵种下的树，历经风雨，告诉后人，这所医院本就是因爱而生。
    用爱播下的种子，生长出的必是爱的果实。
    第一代传教士陆续病亡后，他们的子女义无反顾地回到这里，承担起父辈的使命，直到使团最后彻底撤离中国。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所当时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医院，还包括培养起来的医生、护士。
    更多的是深植于医院的爱的基因。基因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虽然看不见，却左右着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的决定，造就出相同的品质。穿越100多年的风雨变迁，历经数次院名更改，现在的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仍流淌着与医院创建时相同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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