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生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民不聊生，缺医少药成为一种常态。南唐一位名叫陈仕良的医官想到：自古就有“食医”之官，以食养治百病；现在百姓缺医少药，如果总结古人食疗的经验，普及给百姓，可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在10世纪中叶编写了一本食疗类专著——《食性本草》。

    《食性本草》共10卷，总结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中有关食疗的药物，分类编写，并加上了自己的意见。该书同时附载食疗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术，为本草、医方合编之食疗专著。《食性本草》以摘引资料为主，间或补记药性、宜忌、性状鉴别等，尤其对饮食宜忌、食物形态、食物品种之间的差异着重论述。后世医学著作对该书内容多有引用，如《嘉祐本草》摘引其文达34条。明代以后，《食性本草》散佚，仅少量佚文存于《证类本草》中。
    显然，《食性本草》是对之前食疗类本草的总结。下面，我们对早期的食疗类本草做简单的梳理、概述。
    我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古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仅了解了药物的功效，而且进一步发现了一些食物也具有治病的作用，便形成了最初的食疗。
    商朝的首位宰相伊尹，既是一位烹饪学家，也是一位医药学家。他通过对烹饪中食物的观察，发明了中医汤液。《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液》一书被称为我国医方之鼻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汤液经法》32卷，可能为伊尹所著《汤液》，可惜已经散佚。从原始的饮食疗养发展到汤液、汤药，食疗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周朝出现了专业的“食医”。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三大类。“食医”主管调和饮食，掌和王之六食六饮；“疾医”掌五味、五谷、五药以养病；“疡医”疗疡时，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东汉郑玄注说，五味为醯（醋）、酒、饴蜜、姜、盐；五谷为麻、黍、麦、稷、豆。可见在当时，已经经常用“五味”“五谷”这些日常饮食之物治疗疾病，同时出现了以食疗为职业的医生。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理论中不乏有关食疗、食养的内容，其中尤以提倡饮食有节之说最为突出和普遍。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随后丝绸之路开辟，大量原产于西域的食物和药材进入中原，扩大了食谱和药谱的内容。肇始于东周、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可谓食疗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虽未设专篇以论食疗，但散在于各个篇章的有关食疗的理论已经比较全面和系统，不仅包括食饮有节、五味与人体的关系、饮食温度、饮食宜忌、饮食调养等理论，还涉及一些具体的食疗方法。《汉书·艺文志》记载有《神农黄帝食禁》7卷。《神农黄帝食禁》可能是和《黄帝内经》同一时期出现的医学著作。有学者认为“食禁”可能是“食药”之误，《神农黄帝食禁》可能是最早的食疗类本草专著。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按毒性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至少一半以上既是药物又是食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残酷，社会动荡，士大夫逃避现实，讲究清谈，把精力寄托于养生，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许多食疗类著作，如《黄帝杂饮食忌》2卷、2卷版《食经》、19卷版《食经》、《刘休食方》1卷、《太官食经》5卷、《太官食法》20卷、《崔氏食经》4卷、《会稽郡造海味法》1卷、《老子禁食经》1卷、《食馔次第法》1卷、《四时御食经》1卷、《淮南王食经并目》165卷等。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医学得到高速发展，食疗类本草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部分为食疗本草专篇，内容丰富，最早专门论述了食物养生和治病的医学价值，以本草的形式记载下来，并首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食治”“食疗”的概念。在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食疗学”这门独立的学科。此书中尤其讲究合理的膳食搭配及“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食疗原则。
    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对食疗类本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第一部食疗本草专著——《食疗本草》。该书总结了唐代食疗学的成就和发展状况，并加上了自己所积累的经验和见解。该书对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藻菌类食物的应用有进一步阐述；对影响食物疗效的细节因素更加关注。该书不仅重视食物的功效，而且记载了很多食物的烹调、加工、储藏方法，讲究味道的可口。《食疗本草》对后世食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孟诜也因此被称为食疗鼻祖。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食疗类专著萌芽于先秦，成形于汉唐，繁盛于明清。正是有了早期食疗类专著的探索和总结，才有了明清时食疗类专著的繁盛时代。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