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生

    那是1970年冬季，那年我7岁，生活在重庆市江津区（当时为四川省江津县）一所部队家属院里。一天，我正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忽然感觉下巴附近酸痛不已，用手一摸还有肿胀的感觉。我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伙伴儿们，其中一个小伙伴儿看见我正在“吸溜吸溜”地吃水果糖，就说：“你可能糖吃多了吧。”我不假思索地把糖吐出来，但又舍不得扔掉，就把它递给了我妹妹。我妹妹“吸溜”了几口，又递给了几个小伙伴儿。
    妈妈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我被医生诊断为“大耳巴”（重庆人俗称），医学名称“流行性腮腺炎”。结果可想而知，凡是吃过那颗水果糖的小伙伴儿们纷纷“躺枪”，我的妹妹发热了两天就好了，其他小伙伴儿们有住院的、也有打针的。
    后来，我妈带着我在街头一个摆地摊的老先生那儿花了一角钱，买了一把草药，回来捣碎后敷在我的病变部位，我的“大耳巴”竟然好了。于是，我妈逢人就说：“一角钱治好了我儿子的‘大耳巴’。”
     但我的妈妈并不幸运，在护理我和妹妹的过程中，她也感染了“大耳巴”，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1980年，我进入卫生系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进修学习，这才真正认识了“大耳巴”。但是，一角钱治好了我的“大耳巴”这件事却让我没齿难忘。我更忘不了那位干巴精瘦、留着一把花白的山羊胡须、戴着一只眼镜的摆地摊儿老人……
     （作者供职于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