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俊

    深秋，阳光普照，我家的后院里，急于栽种白菜的老父亲，看着几株仍蓬蓬勃勃的红薯秧对我说：“刨了吧。”我把红薯刨出来时，看到了一个个红中泛白的薯块，往事不停地在眼前闪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屋后是个很大的养牛场，除冬季外，生产队的耕牛都拴在那里过夜。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哑巴雨，隔壁丁六爷晾晒的牛粪（牛粪垫在红薯池底下易于催母薯早发旺芽。如被雨淋，会减弱能量）可遭殃了。他扯着嗓门喊叫：“快起来拢牛粪呀，下雨了！”听到呼喊，奶奶叫醒了熟睡中的叔叔和我。我们穿上棉袄，拿起铁锨，跑到了养牛场上。我们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棉袄也被雨水淋湿了。自始至终，偌大的养牛场上，只有我们3个人在不停地忙活。第二天晚上记工分，丁六爷非要队长给我们多记工分不可。他说：“每人记十分也不亏！”最终，被叔叔和我婉言谢绝了。
    红薯池里的红薯经过精心培育，慢慢地发芽了，长大了，到了能下地的时候了。社员们每天从中拔一部分肥实粗壮的，栽种到已整理好的土地里。男人们在池塘和田地之间不停穿梭，女人和孩子们又是往红薯芽根部施农家肥又是封土，这时栽下的叫芽子红薯。芽子红薯淀粉多，可切干保存，也可磨粉做粉条。
    栽上红薯苗后，社员们要不停地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锄地薅草。尤其是雨后，我们还要抓紧去翻红薯秧，以免须蔓扎到地里影响产量。日复一日，收获芽子红薯的日子到了。早晨，生产队里的钟声响起，社员们便扛上工具走向田野。
    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收工后还要将分得的红薯切成薯干。由于天黑还要“抢占”有利地形，大人们挑着重担步履蹒跚着喊着娃子，娃子们用渴盼的声音喊着大人。在那时，人们只能靠喊声分辨着自家人和方位。忘记了疲劳和饥饿的社员们，在一条凳子上支一个自制的刨子，“嚓嚓嚓”的切薯片的声响，霎时就在旷野里弥散开来，直到半夜。
    霜降前后，是刨秧子红薯的时候。我们队里十多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学生的任务是割红薯秧，男人们刨红薯，摘红薯是妇女们的活儿。我们用镰刀先将秧子割掉，然后像卷地毯一样，割一段卷一截，一直能从地这头割到那头。放下镰刀，我躺在潮湿的红薯秧上，仰望着白云朵朵的蓝天，闻着扑鼻的红薯秧的清香，歇一歇累酸了的腰部。阴雨天，母亲坐在用玉米皮编的蒲团上去拧带泥的冰凉的红薯。刚出土的红薯，如同母亲的脸颊般好看。
    有了红薯，母亲的饭就好做了。她用红薯丝贴饼或蒸干饭，蒸红薯，蒸红薯面窝窝头，烧红薯茶，到生产队粉坊屋里打过滤了的粉浆水下面条，在锅灶里烧的红薯焦黄可口，味道鲜美无比……那时，我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红薯；一年到头，天天都有红薯相随。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放了学，到灶火抓个熟红薯或红薯面窝头就下地了。后来到离家五六公里的高中上学，中午用尼龙网兜装几个红薯一蒸，便是一顿美餐。每逢走近绿树掩映的炊烟袅袅的村庄，我都仿佛闻到扑鼻的红薯的甜香。
    十多岁的我，也曾在生产队刨过的红薯地里摸过红薯。顺着红薯筋越摸越粗的，肯定能找着个大的，让我兴奋异常；越摸越细的，我会大失所望。偶尔碰上一大串，我能激动好一阵子。摸红薯时，我也曾被队长追得脱了鞋，冒着初冬的浓雾，踩着又湿又凉的田埂逃走，吓得胆战心惊。一次和伙伴对着镐铲上面硬邦邦的黄胶泥时，一不留神被对方的镐铲破了我左手中指的指甲处，如今长出来的指甲仍是分离，记下了我的童年往事。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