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抗结核治疗主要关注于实现患者的细菌学治愈（痰菌持续阴性），却忽视了结核病患者是否真正重获健康，以及抗结核治疗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长期负面影响。
    2013年，86%的新诊断结核病患者成功完成抗结核治疗后出院。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远期随访研究均指出，比起全人群，结核病幸存者死亡的风险更高。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抗结核治疗后出现的慢性限制性和阻塞性肺病。
    完成抗结核治疗后的死亡和肺伤残风险
    在英国、丹麦、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发达国家开展的远期随访研究发现，患者完成抗结核治疗后的死亡风险仍然很高，该人群的死亡率高于全人群死亡率。
    在这些研究中，比起全人群，男性结核病患者和青年结核病患者的死亡风险较高。作者指出，这些相对较高的死亡率可能由于以下原因造成，如慢性的肺部伤残、肺功能不全、超级感染（包括支气管肺曲菌病）、肺癌、肝病和其他的已知结核病并发症，如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或合并糖尿病。
    肺损伤是肺结核患者成功完成抗结核治疗后发病和死亡的一个显然因素。近100年前，在男性和女性结核病患者中开展的肺功能研究展示了限制性肺病的证据。更多的近期研究结果显示，患肺结核在很大程度上同不可逆转的支气管和肺实质结构改变有关，这种改变会带来支气管血管扭曲、支气管扩张、肺气肿和肺纤维化。
    肺结核治愈后患者限制性肺病特征明显且往往同吸烟无关。尽管肺损伤在广泛的肺实质受累后才有可能发生，不过有局部病灶的肺结核患者的肺功能也有可能出现显著下降。
    肺结核还有可能导致慢性气道阻塞，这一因果关系在半世纪前就已经得到了证实。一个在墨西哥开展的近期研究显示，在有肺结核史的患者中，有1/3的人患有不可逆转的慢性气道阻塞，且患病因素完全独立于吸烟史，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些患者中，气道阻塞同广泛的肺部影像学改变、残余肺部空洞以及纵隔收缩显著关联。然而，同患有限制性气道疾病患者相似，胸片上无后遗症证据的结核病患者同样可能出现慢性气道阻塞和持续的呼吸道症状。
    一个近期发表的大型国际全人口阻塞性肺病负担研究显示，有结核病史的人群罹患限制性气道疾病以及气流阻塞疾病的风险是无结核病史人群的2倍，这种情况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尤甚。
    “终止结核病”策略和SDGs背景下的结核病和慢性肺损伤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2010年版的治疗指南中指出，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治愈患者，防止死亡和复发，减少结核病的传播，防止耐药的产生和传播”。
    此前的“遏制结核病”策略，以及当前的“终止结核病”策略，在完成以上目标上表现得都还不错。2013年，全球新登记结核病患者的治疗成功率达到86%。
    然而，在这些大的目标下，该指南对于恢复患者的生活质量、劳动能力，防止结核病后遗症带来的死亡也给予了具体的要求。因此，我们对于肺结核患者的责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达成细菌学治愈目标。
    过去20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NCD）疫情来势凶猛，全球由于NCD带来的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约2700万上升到2010年的约3500万。
    NCD由一大组复杂的疾病构成，不过以4类疾病为主：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为主导2016年~2030年间全球卫生政策，最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唯一的关注健康的第三条目标的第四款指出，“通过预防和治疗，在2030年时将NCD造成的青壮年死亡减少1/3”。近期，人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上，但慢性阻塞性肺病仍是全球排名第三的致死疾病。
    架起结核病防控规划同呼吸医学之间的桥梁
    鉴于结核病同肺功能缺失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需要在结核病防控规划同呼吸医学间建立更好的联系，对于抗结核治疗完成后患者呼吸系统伤残负担有更深入的研究。
    每年有大约500万结核病患者成功完成抗结核治疗，但这些患者中发生呼吸系统伤残的比例、他们肺损伤的严重程度，以及肺损伤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等，我们尚无从得知。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
    我们已经看到将传染病防控同NCD防控协同整合带来的好处，比如糖尿病同结核病、HIV以及心血管疾病之间建立起的联合防控机制。结核病同慢性呼吸道疾病之间也应效仿之。
    结核病和慢性肺病是同一患者群体共患传染病和NCD的典型例子，尽管共患时间不长，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结核病这一传染病带来的远期健康影响。
    为了能有效改善患者完成抗结核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我们还需要在规划、临床、科研层面切实开展整合的可持续的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