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淮阳县鲁台镇卫生院原院长崔庆余

本报记者 文晓欢  通讯员 宋全力  张 然

    2016年8月21日下午2时40分，周口淮阳，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消息传出，从县城到乡村，大街小巷，人们纷纷为老人的离去哀悼、叹息。这位老人就是淮阳县鲁台镇卫生院原院长崔庆余，一位普通的乡镇卫生院管理者。然而，在人们的街谈巷议与哀悼中，老人却又是那么的不普通。
硝烟弥漫的炮火中
他冲锋在前
    1947年10月，18岁的崔庆余入伍，迎来了他的戎马生涯。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分别立下二等功和三等功，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8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开始在淮海地区向国民党形成包围之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为了克服不利的地势条件，通过侦查，崔庆余所在的部队决定采取巧攻方式——找一名水性好的战士，携带手榴弹从上游顺流而下，靠近敌军一侧据点，投弹压住敌军火力，部队再趁机从西侧猛攻。找谁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一时间成为难题。
    “首长，请让我上，保证完成任务。”得知消息的崔庆余自告奋勇，“我是在湖边长大的，懂水性，有力气。”
    当天夜间，恰逢阴天，但敌人的照明弹照亮了半边天。崔庆余腰间带6枚手榴弹，从上游到敌据点约一公里，他间断换气，沉入水下往前游，游至敌据点北侧后，趴在岸边向敌据点投掷了两枚手榴弹，趁敌方一片混乱，又投掷了两枚。这两枚手榴弹正好炸飞敌方机枪手。敌据点的机枪突然停了下来，此时，解放军从西侧发起冲锋，最终成功占领这一据点。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崔庆余更是冲锋在前，先后参加大小战斗30多场，场场冲在最前方。
因病住院结缘医学
他苦练针灸
    1951年年初，崔庆余所在的部队接到铺设川藏公路的任务。22岁的崔庆余争当“修路突击队员”，在开山挑土架桥梁时，又因干活拼命，被同事们称为“拼命三郞”。
    在铺设通往二郞山的路段时，过度劳累的崔庆余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一直不退，后来又转成肺炎，被送往部队医院后，又并发了肺脓疡。
    经过治疗后，疾病虽有所好转，但崔庆余被告知至少还需要住院两个多月。
    听到这话，崔庆余暗自思忖：“住院时间这么长，还不如干脆学点儿医术，等复员后还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崔庆余就开始学习针灸，一有空就跟医生请教扎针技术与技巧。为了练好扎针技术，他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有几次，还把自己给扎晕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与苦练，崔庆余能为患者扎针了，不少战友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久病成良医”。玩笑归玩笑，但从此，崔庆余算是与针灸结下不解之缘。
    1951年年底，崔庆余身体恢复了健康，但体质还是明显下降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部队决定让他复员。
转业到地方当院长
他带出全国先进
    1952年年初，崔庆余转业后，先后在淮阳县城关卫生院、原搬口乡卫生院工作，1963年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
    报到后，崔庆余并没有急于烧“三把火”，而是先走访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初步摸清了医院的基本情况、人员的思想状况，了解了全镇医疗技术水平后，他从“政治学习”与“业务提升”两方面入手，开始了医院管理。
    每周一、三、五晚上，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做到“讨论问题不放空炮，商量内容不走过场，落实决策不能走样”，以解决人员思想和组织涣散问题；每周二、四、六晚上学业务，对流行病、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方案，让医务人员各抒己见，沟通交流，解决诊断技术低下、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尔后公社化的岁月中，崔庆余还组织各生产大队卫生员，每月集中进行两次培训，安排专人教授他们专业知识和技术学习。此举很好地解决了各大队卫生员缺乏技术协作精神、治疗水平低的问题。
    慢慢地，卫生院的口碑越来越好。崔庆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医院是人民的财产，不是我的小势力范围，我有义务和群众把医院一道管理好。”
    不过，讲究“以身作则”的崔庆余，终究还是伤了自己孩子的心。
    他的女儿崔秀梅，凭考试被鲁台镇卫生院录取，可医院裁员时，他第一个让女儿“下岗”。
    别人想不通，崔秀梅更是想不通。
    “闺女啊，医院人员那么多，收入那么少，咱不带头咋行啊。”崔庆余给了女儿这样的解释。为此，崔秀梅有半年时间不搭理老父亲。
    就这样，在崔庆余的带领下，鲁台镇卫生院先后被评为全省、全国卫生先进集体。
    此时，由于持续的钻研与学习，崔庆余的针灸水平也大大提升。每天早起坚持锻炼的他，常被人拦住，让他看病针灸，有时半小时，有时个把小时。一些群众还慕名前往他家接受治疗。
    除此之外，他还“上门服务”。鲁台镇谢庄村民刘某，患腰椎病多年，病重时卧床不起，打喷嚏时腰部也痛。崔庆余知道后主动跑到刘家，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为其坚持针灸5年多，最终使刘某重新站起来……
临终前再交党费
他对党一生忠诚
    崔庆余常说：“吾生幸有两个娘，一有妈妈二有党。”
    1989年，崔庆余从鲁台镇卫生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组织上补发2000元离休金，他悉数缴给了党组织。
    “至今这笔钱还挂在卫生院的财务账上。对党忠诚，也成了老院长留给卫生院最大的精神财富。”鲁台镇卫生院现任院长刘永友讲，在任时，老院长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党费，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年七一建党节前夕，崔庆余还要拿出自己1/3的工资，向党组织缴纳一份特殊的党费，以表达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
    即便弥留之际，崔庆余还一心念着党。他儿子崔长良痛哭着说，临终前，父亲将一个小布包交给他，嘱托：“这一万块钱是我最后的党费，你一定代我交给党组织。”
    “老父亲一辈子，没安排一个子女上班，没给俺盖一间房，没为俺购置任何家产。父亲临终只为老母亲留下2750元的现金，400元生活费，还有存折上的8月的工资！”崔长良说，今年8月父亲住院期间，朋友看望他时给的2700多元钱，也被他购买成书籍，赠送给医务人员、住院患者了。
    事实上，买书赠书，并不是崔庆余一时之举。在任时，他开办了农家书屋，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书刊，让群众免费阅读；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每月的工资除了用于缴党费和生活费外，其余几乎全部用来订报买书，前后共投入40多万元，书屋内各类书籍杂志多达两万册。
    常念叨着“下一代好才是真的好”的崔庆余，40多年来，每年六一儿童节这天，都会走家串户，领孩子们到书店挑书，他来付钱。孩子们一挑就是十几本，每次都要花费三四百元钱。次数多了，书店营业员都误认为这位老先生是位带学生来买书的教师。
    但他自己却是个生活极其简朴的人。一把椅子一坐就是60多年，舍不得扔掉；室内从不装空调、风扇，一把芭蕉扇一扇就是几十年。
    70多岁的老邻居董秀梅讲，崔庆余每次回来都穿得不像样，夏天脚上的鞋常用麻绳拴着，平时连颗瓜子和糖块都舍不得吃，更不用说油条和包子了。这两年才穿得好一些。
    “老崔的钱，都用来买书和帮别人了，这几年每月才给我500元生活费。现在物价高，不够俺俩花，没办法，我只好拾柴火，买别人剩下的菜叶。”崔庆余的老伴不得已地说。
    即便如此节俭，崔庆余还是尽一己之力去奉献余热。
    生前，他主动要求义务为鲁台镇80多家订户承担投递报刊任务，一干就是30多年；还义务打扫公共卫生，无偿为群众诊治疾病。
    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纷纷劝说崔庆余：“崔院长，您歇歇吧！毕竟年纪恁大了。”
    崔庆余则笑着说：“活到老就要学到老，还要干到老。作为一名党员时刻要有党员的样子！”
    他做到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位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军人，共写了124本学习笔记和日记，坚持不懈地学习和传播党的最新理论知识。他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战斗任务，我必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天天检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