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生

承前启后有创新
    一是汇聚前贤儿科精要。该书采撷了历代30余位名家和有关医著中关于儿科的论述，包括隋代医家巢元方、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唐代中药学家陈藏器、宋代儿科医学家钱乙、宋代医家陈无择、南宋名医杨士瀛、元朝医学家朱丹溪等。如《急惊风》就汇集了钱乙、朱丹溪等10位医家对该病的论述，使读者一睹前贤的精彩论述，对该病的证候、病机、治疗等了然于胸。
    二是治学严谨。书中列举的24种病证，都是作者经过长期临床实践论证的，能做到晓然于心。他在《自叙》中说：“凡所著述，皆言其所明，弗明者弗敢言也。夫明非不喻其理之谓，谓必得所传授，亲习其事，有以证其理之不差。而后晓然于心者，亦晓然于手与目，斯之谓明也。”在明清时期，麻疹、痘疹（指天花）、惊风和疳证称为儿科“四大证”，但该书却没有痘证，原因是作者认为痘疹其旨最微，其候最险，其变化最多，必须反复临诊，方能悉其精微，知其蕴奥。作者在受业时，未获老师亲聆教诲，故不敢妄言，宁缺毋滥。
    三是书中记载了作者的临床经验和验方验药。如《鹅口》中，作者认为：“鹅口疮，用硼砂细研敷之，立效。”在《痫证治法》中作者评价：“南星炮为末，猪胆汁调和少许啖之，极效。若钱氏五痫丸、南星散，以菖蒲汤调下，治痫之要药也。”
诊察全面有重点
    一是注重察色辨证。因为幼儿不会说话，会说话的患儿在诊疗时也多伪言，故儿科自古称为“哑科”。作者认为，儿科首先应注重察色辨证，以便客观准确诊断疾病，包括察面色、察双目、察唇色、察舌等。如察面色：“如面上症，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赤者热也，黄者积也，白者寒也，青黑者痛也。”
    二是听声辨证。通过倾听患儿的呼吸、声音等，来辨别疾病的病机、轻重缓急与预后，“声轻者，气也，弱也；重浊者，痛也，风也；高喊者，热欲狂也；声急者，神惊也；声塞者，痰也；声战者，寒也；声噎者，气不顺也；喘者，气促也；喷嚏者，伤风也；惊哭身沉不响者，重也；声浊沉静者，疳积也；如生来不大啼哭，声啾唧者，必夭也”。
    三是看虎口三关法。首引元代医学家滑寿之论并赞扬其简明扼要；次引明代医学家王肯堂之论，强调临证时不能拘泥于其形脉而用药，应随证加减、灵活应变为宜。
辨证施治尚中和
    一是反对不加辨证的攻伐温补。作者认为患儿为稚阴稚阳之体，其病易寒易热、易虚易实，治疗应中和当病为贵，不可任意攻伐或温补。如《痞结积癖》指出痞结当分寒热，治疗时辨其新久病证之虚实。对于积病，指出乳哺、饮食滞腻生冷、风寒外袭、湿热中怀、老痰坚结等均能生积，治疗上应“实则宜攻，虚则宜培，未可概论，未可狐猜。”
    二是用药不可过于峻猛。作者认为患儿脏气未全，用药应照顾全面，不可过于峻猛。“芽儿脏气未全，不胜药力，周岁内，非重症，勿轻易投药，须酌法治之。即二三岁内，形气毕竟嫩弱，用药亦不可太猛，峻攻骤补，反受药累。”如治疗“小儿未盈月，惊搐似中风，欲死者”用辰砂以新汲水浓磨汁涂五心治疗。除用外用法治疗初生诸病外，作者还主张“先令母服药，使药过乳，渐次解之”治疗初生婴儿诸病。
    三是制方用药与儿体相得。作者强调儿科处方，用药必须适于患儿体质及疾病特点，且治今病不能拘泥于古方，须慎重遣方用药。同时，治疗儿科诸病，应针对患儿体质嫩弱、疾病传变迅速的特点，根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而服用不同的方药。
调理脾胃重后天
    脾胃为后天之本，作者尤其重视脾胃在儿科疾病中的地位。
    一是食积。脾胃在病因、病机、转归及治则方药均处于重要地位。脾气虚，虚则寒生，或又为湿困，水谷难以运化，久则成积。即便是因外感，亦多夹食，治宜先消其食，再解其表。脾肾虚败，则见五更泻利，脾气不伸，也致食积。治疗以调理脾胃为宗旨，“法从积滞，调理是遵，夫然后愈，病得回春”。
    二是吐泻。脾胃失职为病机之关键，辨证时应根据患儿的吐泻先后顺序及面色、呼吸、脉象等辨明脾胃之寒热。治疗以健脾为本，巧用四君子汤加减化裁。
    三是泄泻。作者认为泄泻为脾病，脾受湿不能渗泄，致伤阑门元气，不能分别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泻。治疗则以平胃散、六一散、胃苓汤、附子理中汤、四苓汤、四君子汤加减化裁，体现出重视脾胃的思想。
    四是慢惊风。脾虚是关键环节，作者认为脾虚则生风者，非风自脾生，以脾虚则肝木必强，乃风生于肝也。作者论治慢脾风，凡因吐泻成虚风慢脾者“先用夺命散、青州白丸子末，煎如稀糊，入蜜调，控下涎后，服醒脾散”。
    《幼科释谜》详细记载了儿科常见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是清代儿科纲领性著作，对现代儿科医师也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