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值得借鉴的古代“中医方案”
□张彩凤  张 萌

   近年来，由于“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等疫病先后在我国暴发，促进了医学界对疫病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以从中华民族的抗疫历史中寻找智慧，获取启迪。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与借鉴。
    其中，宋代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促进了医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诸多第一和辉煌成就，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然而，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在瘟疫面前，宋代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施、取得的成就，均揭示了宋代医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和规律，对今天的疫病防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从事宋代中医药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实践工作多年，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又认真拜读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撰写的《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等书，受益匪浅。目睹当前德尔塔毒株在全国的蔓延，经过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在疫情频发的宋朝，从瘟疫防治体系的建立到疫病防治的具体措施等，颇值得借鉴。

防治体系建立健全

   宋代建立的各级机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作用显著，将皇帝、政府官吏、医学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了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尤其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采取的政治、医事、经济等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传播，还将传统政府职能发挥到极致。宋代社会力量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在疫病防治过程中，国家在制度上对疫病救治提供了政策依据、法律保障和防治指导，而且对民间的救治采取了支持、引导和管控的政策。

防治举措具体详尽

   公元960年～1279年，宋代政府应对疫病推出了一系列政治、医事、经济措施，颁布有关诏令达190条。
    主要政治措施：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绩，奖惩官吏。其中，特别强调要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比如皇祐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国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引起宋仁宗警觉。于是，宋仁宗发布诏令，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閤门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以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通达。
    主要医事措施：派医救治，施散药物；编撰方书，依方制药；隔离患者，防止传染；施送棺木，掩埋尸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其中，宋代政府在隔离患者方面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措施来阻断疫病传染。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诏在诸路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随后，又建立独立的厨舍，不但将患者按病情轻重分开居住，而且厨舍、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可谓宋代在隔离传染病患者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主要经济措施：划拨资金，提供粮食；减免赋役，发放度牒。这充分说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最完善的封建王朝。因此，当疫病来袭之际，以开仓赈粮保温饱、以减免税役减轻经济负担，也是政府的重要救济举措。

中医防疫优势发挥充分

   宋代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还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说明中医提倡的“病”“症”在防疫方面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政府的重视下，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以及医学家所撰写的医书，比如苏轼撰写的《圣散子方》，朱肱的《南阳活人书》，并对《伤寒杂病论》进行整理和阐释等，成为宋代官府和民间防治疫病的重要依据，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方剂，比如辟瘟丸、犀角散、小柴胡汤、圣散子、麻黄汤、葛根汤、小青龙汤等，极大地促进了成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革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早期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传染病规律和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经有关研究证实，中医药的整体调节，不仅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还有抑杀病毒的作用。对新冠肺炎的防治，中医药的作用愈加显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著名中医药专家张伯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今天这段抗疫史切不要遗忘属于中医药的篇章，中医药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如抗击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阻击甲型流感病毒，一如3000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次瘟疫，中医都不曾缺席，而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强化科普 提高认识 弘扬中医
   读史可以明智，读史亦能明志。如何借鉴历代中医药防疫经验教训，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惠及更多民众，值得各级政府、中医药工作者深入思考，并付诸实践。只有认真学习并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多策并举综合防治，方可达到预期效果。
    首先，政府出资，分发中药，应服尽服。中药预防的效果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宋朝时期每一次瘟疫来临，政府都会出资组织熬制预防中药汤剂，分发给老百姓进行预防。目前，开封市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馆藏的那口纯铜大锅即是清朝时期秉承大宋中医药文化熬制防疫中药汤剂留下的历史见证。建议各地组织中医药专家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预防处方，结合当地地域、气候特点，三因制宜确定预防处方，熬成汤剂，多地设点，供百姓预防服用，做到应服尽服，尤其对易感人群要做到人人尽服。这样，不仅能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还能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开封市中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在疫情期间每天为员工配发中药，无一感染就是例证。
    其次，强化科普，提高认识，弘扬中医。在抗疫过程中，中医、西医之争从未停止过，不同的声音让民众无所适从。因此，政府部门、权威专家应该发出中医的最强音！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多途径不断普及中医药科普知识，让群众对数千年来中医药防治瘟疫的历史有更多了解，对中医药防治瘟疫的机理有深刻认识，弘扬中医，造福群众。
    中医关于疫病的论述很早就有记载，《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遗篇）》中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皆相染易”“病状相似”。这是强调疫病的传染性强、症状表现类似的特点，这与今天的传染病是一致的。
    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认识，认为四时气不正，侵犯人体致病，即外感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也有人体自身抵抗力强弱的内在因素。
    东汉末年，因战乱引发大规模瘟疫，直接促使医圣张仲景撰写出《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临证辨证论治的基础，创立了六经辨证、四诊八纲辨证等原则和方法。
    针对疫情之下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忧愁、恐惧、抑郁、焦虑等情绪，导致人们抗病能力下降的实际情况，除严格执行隔离等管控措施之外，采取中医心理疏导、饮食指导、运动导引、药物干预等措施；中医药通过扶正化浊、清热化痰、调理脾胃、养心安神、改善睡眠、调和情志，鼓舞人体正气，从而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预防效果。
    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秘诀，就是中华民族始终以非凡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在同疫病的生死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中医院。本文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会名誉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儒医文化研究会会长许敬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