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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路奔跑的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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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目录导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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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路奔跑的赤子情怀
 


——郑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恒亮的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 胡晓军 通讯员 宋连英 封 宁

  

  刘恒亮在查房

 

  刘恒亮为病人精心诊治

 

  刘恒亮正在给患者做手术

  刘恒亮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快。他总是与死神争分夺秒,挽救一个又一个病人的生命。他总是希望,老天能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一个个生命重新鲜活起来。


快与慢
  2003年,记者第一次采访刘恒亮时,他刚刚开展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手术不久,原本就快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又加速了。
  在郑州人民医院,凡是与刘恒亮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都对他工作与生活的快节奏印象深刻。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你面前给你打过招呼;当你反应过来,想说些客套话时,他已经忙起了另外一件事。
  多名护士向记者描述,当她们好不容易见到科室主任刘恒亮,想和他打声招呼时,一转眼却看不见他了。当然,刘恒亮不会这么不近人情,也不是不愿和同事们多说上几句话。他也有和同事们滔滔不绝的时候,但只限于谈工作、指导业务、帮同事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绝不会是可有可无的客套话。
  刘恒亮语速快,步速快,反应快,即使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也很少能够比得上他。护士郭薇、医生吴雷向记者证实,每次科室组织学习或查房,都能看到刘恒亮条理清晰地向他们讲述最新的心血管先进技术,“像教科书般精确”。
  当然,更重要的是刘恒亮接诊病人时的快速。很多病人家属回忆,当自己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刘恒亮已经穿好衣服在等候。这是刘恒亮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一旦来了急诊病人,在转运的路上,他们就要在导管室做好手术准备。
  对于刘恒亮来说,当初接受院领导的安排,开展省内几乎是空白的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手术,就是认识到时间对于心脏病病人来说生死攸关。每快一分钟,就多了挽救患者生命的一份可能,纵然自己和手术团队的成员们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为了患者,值了!
  同事们甚至对刘恒亮的“走”有一个新的称谓,那就是“跑”。刘恒亮说,走路快点,就能多争取一点抢救病人的时间,病人就多了一份新生的希望。对于心肌梗死病人来说,每争取一分钟提前抢救的时间,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而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手术无疑最能体现这一特征,它要求在30~90分钟内就要对病人实施手术。
  刘恒亮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快。他总是与死神争分夺秒,挽救一个又一个病人的生命。他总是希望,老天能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一个个生命重新鲜活起来。
  但是周围的人渐渐又发现,快节奏的刘恒亮也有慢下来的时候,并且占据了他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患者李正轩还记得,2007年他突发心肌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连续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在长达十几天的时间里,刘恒亮妥善设计治疗方案,带领医护团队帮着李正轩闯过了救命关、诊治关,让这位先后经历过17次电击抢救的患者转危为安。
  李正轩说,其实第一次手术后他的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是由于自己的冒失,想试着往后蹬腿,结果又被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抢救。然而刘恒亮并没有慌了手脚,照样是有条不紊地指挥医护人员实施抢救。
  真正面对生命时,刘恒亮总是显得非常的“慢”。这样的“慢”,体现在先通过急诊手术,给李正轩心脏血管里放入一个支架,救了他的命;再根据他的康复情况,一周后为他进行第二次支架放置手术,让他的血管重新通畅。
  像吴雷这样的年轻大夫,常常受益于刘恒亮的另一种慢。每一次到病房查看病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医生护士们讲解,教他们怎样判断病情的蛛丝马迹。有时为了照顾病人的情绪,他常常是在病房内讲完了,又把大家叫到屋外,接着说个清楚。
  这样一种“慢”,渐渐地也将刘恒亮摸索几十年的经验传授给了年轻人,形成了郑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独特的诊疗风格。

  身体状况已经差到这样了,刘恒亮也没有想到要休息。即使是连轴转的夜班,第二天早上7点前,他照样雷打不动地到病房查看急诊病人、危重病人。

短与长
  2008年12月5日上午,全国医师行业的最高荣誉——第五届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刘恒亮荣列其中。然而颁奖结束,当大多数人还想攀谈、叙旧甚至畅游北京的时候,刘恒亮却着急了。
  他恨不得马上赶回郑州。原来,他还在牵挂着自己的病人周建勋。周建勋告诉记者,那年冬天自己突发心肌梗死,当时浑身剧痛,甚至产生濒死感,在其他医院治疗无果又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到了郑州人民医院,他的情况已经是万分危急了:一边的动脉血管完全堵塞,一边的血管堵塞了一半。
  还是刘恒亮艺高人胆大,他一方面紧急给完全堵塞的血管放了支架,另一方面坚持只给半堵的那支血管进行药物溶栓治疗。就是这一点为病人的精心考虑,让周建勋感动了两年。
  更难得的是,周建勋住院8天后,刘恒亮为了荣誉不得不出趟远门时,还在挂念着他。就这样,刘恒亮一边在北京打电话询问情况,一边连夜坐火车赶了回来。见到周建勋,刘恒亮一脸的歉意:“你看这一去北京,又白白耽误了好几个小时,真担心你会出什么事!”
  今年6月,医院组织共产党员到信阳市新县参加再教育活动。活动中间,刘恒亮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不停地拿出手机看有没有未接电话,打电话回科室询问值班医生有没有急诊病人及处置措施。当天的活动结束后,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大巴刚在医院门口停稳,刘恒亮就第一个跳下车赶到科室,不顾旅途劳累又做了一台急诊介入手术。
  这就是刘恒亮,他总是给自己留的时间很少,为患者留的时间很多。有一年,由于手术结束后过度劳累,刘恒亮把脚给崴了。他在与骨科医生签订了“生死协议”后,硬是只做了简单的“固定”而不是石膏固定,强忍着疼痛给患者做手术。这还不算,为了不耽误患者的治疗,他干脆住到了办公室,这一住就是半年。
  在不理解刘恒亮的人看来,他如下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了疯狂的味道。比如,他在家里吃饭,总是站着吃,从来不愿坐下来细嚼慢咽,空下的时间正好可以翻看几本学术杂志,甚至可以多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不在家里就餐的时候,刘恒亮常常嘱咐同事们给自己捎饭,同样是简单的鱼香茄子盖浇饭与蒸菜。
  护士巴宁认为,为了患者,刘恒亮甚至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有一年冬天,一夜之间排了13台手术。在长达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刘恒亮和整个团队几乎一直在埋头手术。而刘恒亮不仅是其中的年龄最大者,还因为长期暴露在X光下,后背上早已生满了厚厚的湿疹。20个小时,几十斤重的铅衣穿在身上,几乎让人窒息。但刘恒亮似乎顾不上这些,他只是在手术的间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铺上几张报纸,和衣而卧,让体力得到一些恢复,有时他甚至来不及脱下身上的铅衣。
  时间追溯到2004年11月24日,为了抢救一个个命悬一线的病人,刘恒亮已经21天没有离开病房了。这天的黎明似乎来得格外迟,为一个急诊病人做完手术后,刘恒亮守候在病人床前,密切关注病情变化,时间已经悄无声息地过去了4个小时。
  21天缺乏完整的休息,劳累和疲惫早已在悄然之间侵袭着刘恒亮的身体。可他仍然像往常那样匆忙,三下五除二吞完药片,8点准时上了手术台。
  又是3台介入手术,又是3小时40分钟心神的高度紧张。下了手术台,刘恒亮晕倒了!从手术室到值班室,短短的一段路,对此刻的刘恒亮来说是那么漫长!
  看着呕吐不止,又发着高烧的刘恒亮,同事们心疼了。他们把刘恒亮扶到值班室,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可当刘恒亮迷迷糊糊中听到又有急诊手术时,一下子来了精神,非要亲自上手术不可。手术前的那一刻,他又晕倒了!而刚刚清醒过来,他就连声说:“时间就是生命,快点,快点,准备开始手术!”
  长期在X光下工作,他的身体大受伤害。天气最热的时候,他不敢开空调,因为一吹风就会感冒;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穿上棉大衣。更要命的是,每隔两个小时他就要去冲一下澡,“每天穿着30多斤重的铅衣,再加上汗水刺激,整个后背出湿疹出得都烂了,不冲不行”。
  身体状况已经差到这样了,刘恒亮也没有想到要休息。即使是连轴转的夜班,每天早上7点前,他照样雷打不动地到病房查看急诊病人、危重病人。用刘恒亮自己的话来说,“这样才能尽到一名医生的本分,在手术前做到对自己的病人心中有数”。

  一方面是对自己、对亲人、对朋友的亏欠和“冷淡”,一方面是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他人生中最大的缺憾就是人情,他人生中最大的债就是人情债。就是这些还不完的人情债,时常让他深感愧疚。这个歉疚不是对患者,而是对同事、朋友,更多是对自己的亲人。
冷与热
  还是在几年前,刘恒亮与记者谈心的时候,曾经不无叹息地表示,自己最担心的是儿子将来会不会认他这个爸爸。
  是啊,自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给儿子刘洋留的时间就太少了。刘洋回忆,印象中很少有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仅有的几次相处机会,都是爸爸在看望别人的时候顺便带着他。记得有一次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一个老乡,爸爸看那人可怜,竟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却没有给自己留点钱坐公交车。
  刘洋说,更可怕的是家中冷清的局面。爸爸总是早出晚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去,同在一片屋檐下,有时候甚至一个多月都见不到他。刘洋在家里是挺寂寞的,连生日都常常是一个人过。
  小时候的刘洋还常常抱怨爸爸,别人好心好意送来的东西被要求马上送回去,自己本想套近乎的行为却遭来一顿无名火。渐渐地,刘洋也对爸爸敬而远之了。以致到了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父子两个一人一间屋,刘恒亮高声在另一个屋说话:“孩子,你就报考医学吧!”除此之外,别无他言。
  几乎陷入冷战的父子俩,还是有着深厚的依恋。刘洋听从了爸爸的建议,报考了医学院校。刘洋今年就业后,他们的父子关系发生了巨大转机。刘洋说,一上班,他才知道爸爸的不易,虽然自己做不到,但仍然十分尊重爸爸。
  不仅是儿子,连妻子都能感觉到刘恒亮的“冷淡”。“他可以将十几万元的奖金分给职工们,为什么就不会给我一分钱呢?”然而转念一想,刘恒亮连自己的衣服都想不到要买,更不用说别人了。
  “说来说去,刘恒亮毕竟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他该多么委屈呢?”刘恒亮的妻子说。
  然而刘恒亮对自家的“冷”,还是让人接受不了。比如自己的母亲生病输液,他不让到自己的科室住,而是让妻子带着母亲到门诊挂号,自己掏钱在输液大厅输液,一输就是十几天。
  伯父、伯母去世,刘恒亮没有回去看最后一眼;外甥女结婚,他没有到场庆贺;朋友请客吃饭,因为时间问题,他几乎从不到场。如果罕见地到场,他几乎不沾一滴酒。他说,他能不能喝酒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如果沾酒了,一旦遇到抢救病人,可能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刘恒亮兄妹5人,他是家里的独子,但老母亲至今还住在老家,76岁的老人仍然是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年,他没有一次是专程去看望的。有限的几次,都是因为回老家会诊病人,顺便看望一下老人。他说,他实在抽不出专门的时间!
  刘恒亮告诉记者,他人生中最大的缺憾就是人情,最大的债就是人情债。就是这些还不完的人情债,时常让他深感愧疚。这不是对病人,而是对同事、朋友,更多是对自己的亲人。
  一方面是对自己、对亲人、对朋友的亏欠和“冷淡”,一方面是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
  患者弓延美记得,自己由于心肌梗死住院后,想起父亲曾经的遭遇,一度万念俱灰,几次掀翻手术台上的东西,拒绝治疗。正是刘恒亮主任,三番五次劝解他,让他树立了信心。
  弓延美没有想到,刘恒亮不仅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做起手术来也干脆得很。先从臂部导管放入两个支架,又赶到星期天放入一个支架。按规定,星期天并不是医院的手术日。但刘恒亮说,只是想让患者早点出院,减轻负担。
  从刘恒亮的办公室往北眺望,就可以看到患者鹿金城的家。而在鹿金城的心里,已将医院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这一切,当然与刘恒亮主任的手术有着直接关系。
  鹿金城说,他在医院附近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在这里找回第二次生命。然而,鹿金城第一次患重病,就幸运地遇到了刘恒亮主任,让他觉得与郑州人民医院十分有缘。
  让鹿金城感慨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来到医院,只要被刘恒亮看到,总会被叫过去详细检查一番。电梯间、护士站,到处可以是复诊的舞台。对于刘恒亮来说,做这些工作完全出于自然。
  患者周建勋说,今年上半年自己被查出患有腹股沟斜疝,但在某医院住院十几天,医生却不敢手术,原因是怀疑他心脏中有室壁瘤,麻醉后危险极大,很有可能危及性命。无奈之中的他找到了刘恒亮,得到的答复是“风险不是没有,但手术可以做”。
  刘恒亮还帮助周建勋联系外科大夫,亲自跑上跑下,并建议手术大夫采取必要的措施,尽量不用电刀,以避免震动破坏血管支架。就这样,本该半个小时就能用电刀做成的手术,医生手工用了4个小时。不仅如此,周建勋住院后,刘恒亮还先后三四次到外科病房看望,看看疝气手术会不会对心脏造成不良影响。
  刘恒亮几乎是随时随地在静候患者。而这些可爱的患者们也对刘恒亮提出了愿望,“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

  “不该我的我一分也不能要,该我的我一定要珍惜。”刘恒亮说,他只不过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忙与思
  作为刘恒亮的妻子,崔喜芝都记不清多少次被《欢乐颂》的手机铃声惊醒了。常常是半夜两三点,它就像冲锋的号角,让整个房间里的人无所逃遁。
  崔喜芝又在心里暗想,这又是丈夫要起床给病人做急性心肌梗死微创介入手术了。忙碌,几乎是刘恒亮的生活常态。
  2004年的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已进入梦乡的刘恒亮一个激灵,伸手抓起了电话。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每当夜深人静有电话打来,十有八九是叫他去抢救病人。
  刘恒亮的判断没有错,但这次不是医院的电话,而是省会某医院一位专家打来的,称正阳县人民医院有一位心肌梗死病人,生命垂危,但他抽不开身,希望刘恒亮前去支援。
  二话不说,刘恒亮披衣起床,一边电话通知科室相关人员,一边往医院跑。一到医院,他和几名同事立即登上救护车,风驰电掣般连夜赶往正阳。
  到了正阳县人民医院,刘恒亮直奔抢救室。经过会诊,刘恒亮立即作出了准确判断,这位心脏病病人出现严重的传导阻滞,心率仅有30次/分左右,并频繁出现长达数秒的停搏,如果不马上安装心脏起搏器,病人随时都会出现意外。
  立即手术?但问题是那家医院当时的手术室特别简陋,甚至连X光防护衣都没有。个人防护姑且不说,如果是因为设施差出现手术意外,不但自己声誉受损,更严重的是可能出现医患纠纷。
  怎么办?刘恒亮有充足的理由不装临时起搏器,但如果这样,病人可能永远丧失抢救机会!刘恒亮几乎没有犹豫,当场作出了选择——立即手术!
  在X光的直接照射下,刘恒亮小心翼翼地做起了手术,直到临时起搏器安全植入病人体内。手术成功了,病人恢复了正常心跳。当刘恒亮走出手术室时,那家医院的职工正陆陆续续上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种忙甚至影响了整个团队,至今刘恒亮仍在歉疚,与他搭班的技师王义发为了能够及时赶到单位,晚上12点之前几乎都是和衣而卧;与他搭班的护士喜欢看电影,但害怕听不到手机铃声,看电影时也把手机攥在手里,随时接受召唤。
  郑州市文化路上的法国梧桐绿了又黄,沿街的店面换了一个又一个招牌,而始终不变的是一个瘦弱的身躯急匆匆低头“散步”的身影,人们似乎注意不到这个看起来心事重重的人。
  这便是刘恒亮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要做的“功课”,从医院出发,沿着文化路或南阳路,一直走到新通桥或大石桥,甚至更远的黄河迎宾馆。而这个同事们眼里他唯一的爱好,也被他自己搞得不伦不类,散步不像散步,休息不像休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恒亮才有时间反思自己,沉淀思绪,回首几十年的人生路。
  1974年,年仅15岁的刘恒亮遭遇了他人生的重大打击。正当壮年的父亲突发脑血栓。由于贫穷,父亲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连续几次的脑血栓发作后,父亲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一点儿,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许父亲就不至于走得这么早。”刘恒亮低着的头又抬起来,眼眶湿润了。“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一名医生,当一名好医生,让父亲的悲剧不再重演!”
  那一年,老家有亲戚来看病,给刘恒亮送来了自家蒸的馒头,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这个亲戚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恒亮的母亲。而当母亲数落他不近人情时,刘恒亮急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事的职业,只要在这个治病救人的岗位上,就不能开这个先例。否则,现在有馒头,明天就会有红包。而这又是对病人多大的伤害啊!”
  还有一次,刘恒亮的母亲患白内障,手术结束后在家休息。同事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共同商量给他的老母亲送点营养品。可谁知当他们拿着牛奶赶往刘恒亮家看望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刘恒亮当场把同事们送的东西扔到了门外……而有的病人只是为了和刘恒亮吃一碗糊涂面,也遭到拒绝;即使是病人家属买的水果,刘恒亮也不要。
  大家算是领教了刘恒亮的规矩,如今,来找他看病的人,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再也不捎什么东西了,哪怕是一点土特产;找刘恒亮谈话,只能在办公室,不能在家里,否则一律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从几百里外带过来,还要原封不动地带回去。
  “不该我的我一分也不能要,该我的我一定要珍惜。”刘恒亮说,他只不过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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