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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的变异与文明的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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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厕所组织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6～8次，一年就是大约2500次。算下来，一个活80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60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的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在《中国三千年疾病史》一书中也指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多是从厕所开始的。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写道:“在旱厕没有完全绝迹之前，人类不能算是真正文明的。”
一度是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1788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书写本民族这样的历史，实在需要史家的勇气。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明代文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恶臭的厕所。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都是收费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人们也都将便器中的粪便和尿液直接倒在街上，于是街道上“重污叠秽，处处可闻”。诗人褚维垲有《燕京杂咏》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描绘得更加可怕：“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看来，中世纪时东方和西方厕所的情形都差不多。
以“天子”自居的中国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9999间半房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样样齐备，却没有一间厕所。当年皇宫里住着数千人，上至天子，下到小太监和宫女，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如何处理呢？宫中人等的排泄物均装于木制马桶之中，并集中于专门的粪车上，迅速运出宫廷。皇帝方便的时候，一般不出大殿，由太监、宫女在一旁服侍，直接便于马桶之中，再送出殿。如此方便，并不见得就如何尊贵和舒服。
厕所的变异，直接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在现代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各大城市的市政府，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部门。
小小的厕所与高高在上的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台湾杂文家龙应台曾经说过，评价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化素质究竟如何，不是看这个城市修建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是看它有多少繁缛的文件法规，而只需看看它的公共厕所干净与否就可以了。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眼光。龙应台还专门写过《对公共厕所的研究》一文，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北京市公共厕所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如果存在着“高楼多”和“厕所少”的状况，则表明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好大喜功、忽视人权。龙应台直率的批评，让申奥成功之后正在大兴土木的北京颇为尴尬。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若管理不好自己的公共厕所，也就管理不好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人类若处理不好自己的排泄物，就无法避免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因此，厕所不仅是文明的标志，也与人类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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