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宇
    1985年，我毕业于河南省中医本科学徒班，师从家父——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刘学勤。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在墙壁斑驳、桌椅摇晃中开始了我的中医生涯。
    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在群众中的认同度比较高。当时，我每天坐诊、开处方以及为群众讲解中医科普知识。日复一日，看着自己开出的一张张方剂为患者解除了病痛，心中除了欣喜之外，也日益感到身为医者的责任。那时，我积累了大量临床诊疗经验与病理资料，加之家父悉心指导，养成了对常见病、多发病审证求因的习惯。久而久之，我开始洞察细微，辨证娴熟，临床施方用药有特色，能重能轻，敢寒敢热，每每应证而起，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在多年的中医生涯中，我总结出“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的诊病思想。
    改革开放后，先进的化学药物和治疗理念改变了中医的处方行为和用药习惯，中医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西医诊断技术和诊疗仪器设备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医在临床治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曾在群众医疗保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中医处于被弱化的尴尬局面。
    残酷的现实让我认识到，中医药的发展已经不能独立而行，要抛开中医传统的门户之见，取各家之长，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按照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原则，结合现代医学理念，巧妙地运用“理、法、方、药”。在中医药“低迷”期，我经过多方潜心研习，在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高热、糖尿病等危重急症的诊治方面，形成了既重视中医药学理论内涵又大胆想象、勇于创新的风格。
    20世纪90年代初，我随家父侍诊3年，深深体会到既要重视中医药学理论内涵，又要勇于创新，达到继承和创新共进；要“精经典，多临床，善总结”，要发挥中医药特色，以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脏腑辨证为指导原则，临证详细观察，专心诊脉，一神一态，一证一候，细心诊治，抓准一个症状，重点突破，且理法方药要精炼，方能疗效卓著。比如我在肝病发展的不同阶段，选用不同的方法降酶就是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按照辨证施治的原则，结合治疗肝病的经验，我总结出治疗各类肝病的10种降酶方法，并灵活辨证，每用每验，疗效显著。
    随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医药逐步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15年5月，首个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发布；2016年2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出台，明确了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7年7月1日，《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这一系列政策出台，振奋着中医药从业者的自信心。
    如今，健康中国战略已经实施。国家通过推行一系列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举措，使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医医院仍是国民健康保障中的重要力量。
    借助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中药的研究和探索更加深入微观层面，中药的作用机理、中药材的有关物质基础将不断被发现。现有中医文献记载的十几万个方剂将作为中药研发的基础，《中医药法》已经为经典名方的新药注册打开了绿色通道，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型中成药造福百姓。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病、慢性病、健康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良情绪、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吃饭过饱、熬夜晚睡等多种不良生活方式导致多种疾病患病率上升，且出现年轻化趋势。中医药“治未病”和“治已病”以及保健养生经方验方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先后将自己近30年的临床经验进行汇总，发表了50篇学术论文，主编了9部专著，合计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其中，巨著《本草纲目通释》和《实用专病专方临床大全》的出版发行，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专科专病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振兴中医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今，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我深感自己肩头的责任重大，愿意与更多的同道一起借助中医药发展的东风，为中医学和患者的健康付出更多努力。
    （作者为开封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本文由本报记者李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