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乡村老中医 |
来源：医药卫生报乡村医生电子版 [字号： 大 中 小] |
□吴玉玺
陶爷姓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讳，他的孙子奎堂和我是中学的同窗好友，我和同学们便随着奎堂，称这位乐观的老头为爷爷，平时我们都叫他陶爷。
陶爷去世已经有6年多了，若活到今天，也有近80岁了吧。他是一名乡村中医，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在方圆几十里内小有名气。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陶爷是一名“铁杆中医”，70多岁的时候，还能熟背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等，汤头、脉诀更是随口而出，丝毫不差。据说这套“硬功夫”得益于小时候的刻苦用功，因为陶爷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走路不便，更不便干农活，于是刻苦学习中医。
陶爷自己讲，他从来没有看过西医，因为自己是中医，有什么问题自己就解决了，甚至连西药都没吃过。他很乐观，整天都乐呵呵的，但是他也有和别人急的时候，谁要是在他面前说中医的不是，他肯定要和人家理论一番，引经据典，直到人家甘拜下风。
陶爷看病很认真，望闻问切都仔仔细细。他开的处方一般都很简单，只有几味药，但是很有效果。后来才知道，陶爷在中医行业里算是“经方派”的大夫，推崇和景仰的是医圣张仲景。
我上高一那一年暑假补课期间，一个周末的下午，几个同学一起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篮球，从两点多一直玩到将近8点。第二天早上起来，问题出来了，浑身无力，饭也懒得吃了。从周一到周五，情况一直没有什么好转。没有办法，周六我只好回到村子里，到陶爷的诊所求助。
望闻问切之后，陶爷给开了3副药，每副只有3味药——人参、麦冬和五味子，每味药只有一点点。开好药后，陶爷没有收药费，只是嘱咐我：“煎药时加点新鲜莲叶，煎好后加点红糖，吃完准好。”其实，两副药吃完后，病情就大有好转了，第三副吃完，身体恢复如初，于是感叹陶爷医术的高明和中医药的神奇。后来我选择了学中医，和这次的看病经历也不无关系。
陶爷那里的单方验方特别多，亲戚朋友来看病，有时候陶爷也不给人家开药，只说“回去吃点什么什么就好了”。陶爷所说的“什么什么”，一般指的就是家里的粮食、地里的蔬菜瓜果或者村头地边的一些野生中药等。遇到孤寡老人来看病，情况更是如此。
陶爷身上也有让大家难以理解的古怪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对孙子的教育方式，二是对婚姻的看法。
陶爷对奎堂几乎从来没有过批评，总是觉得奎堂是周围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将来会是最有出息的孩子。不管是在什么场合，陶爷都毫不吝惜对奎堂的夸赞。有时候，会让那些孩子学习差的父母感到很尴尬。
奎堂的父亲是兄弟两个，他的伯父是单身，到奎堂这一代，只有奎堂一个男孩。陶爷对现代的婚姻制度有点不理解：“奎堂长大了应该娶两房媳妇儿，生两个孩子，一个继承他大伯，一个继承他爸。”说这话的时候，陶爷总是一副认真的表情，惹得别人哈哈大笑。
陶爷虽已经故去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连同着他的故事一起，深深印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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