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但是，2007年我参加中国援赞第14批医疗队时，却“兼职”当上了助产士，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还是蛮有趣的。
到达赞比亚后，我被分配在中央省省会卡布韦总医院麻醉科工作。这是一家省级医院，有500张床位，而只有15名医生。手术室没有专职麻醉师，只有两名医士（当地称为小大夫）。来到这里后，我成了独当一面的骨干，医院的手术量也随之激增，我常常白天晚上连轴转，更让我想不到的是，除了搞好麻醉，我还充当了“接生婆”的角色。
客串“接生婆”
那是刚到赞比亚的时候，半夜，一位难产的孕妇被送到手术室。在国内，做剖腹产手术一般要5~6个人，包括主刀医生、助手、麻醉师、器械护士、巡回护士、助产士。出乎我的意料，手术时，只有一位妇产科医生，连个助手都没有。无奈，器械护士当上了助手，配上我，一共只有3个人。我为病人做了麻醉，密切观察着产妇呼吸、心跳、脉搏等情况的变化。医生取出婴儿后，看到新生儿发生宫内窒息，口唇发绀、心跳微弱、呼吸停止。孩子命悬一线，抢救刻不容缓，但身边没有一个多余的人。我一边管着麻醉，一边抢救孩子。我立即用吸引器给孩子吸痰，并给予气管插管、吸氧等，渐渐地，孩子心跳、呼吸恢复，皮肤有了血色。我又为新生儿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和羊水，用小包被把他包起来，这个小生命得以复活。此后，只要做剖宫产手术，我就成了“接生婆”。
抢救三胞胎
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一位腹部硕大的产妇被送到手术室。由于当地产前检查未普及，医生对孕妇的情况不了解，我怀疑她是多胞胎，麻醉时格外留心。打开子宫，医生取出一个婴儿后，看到子宫内还有两个孩子，又接连把他们取出。三个孩子情况都不好，我一个接一个地抢救，使他们逐渐脱离了险境。当3个新生儿哇哇啼哭的时候，我已经累得坐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
母子死里逃生
让我想不到的是，还有更危险的情况呢！
一天夜晚10点多钟，一位浑身浮肿的产妇被送进手术室，我看到产妇处于昏迷状态、浑身抽搐，舌头已被咬破，满嘴是血。我给产妇量血压，竟然高达220/140毫米汞柱。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并出现了可怕的“子痫”，情况非常严重，母子生命危在旦夕。
我立即为产妇做气管插管，由于病情危重，气管插管难以进入，我想方设法总算把管子插进去，刻不容缓地为她吸氧，用上镇静、降压、利尿等药物。渐渐地，病人抽搐停止，血压下降，我们又不失时机地给她做了剖宫产手术，母子得以死里逃生。手术结束后，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说：“子痫病人能抢救成功，真是太了不起了！”
险遭艾滋病威胁
在赞比亚两年时间里，节假日我很少休息，都在无影灯下忙碌。一次，我已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正要下班时，遇到一名艾滋病病人要做剖宫产手术。我为她打了麻醉，一不小心，病人用过的注射器扎破了我的手指。当时，我一下子懵了，护士给我登记，内科医生给我开药开假条，我都心不在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驻地的。躺在床上，脑子里乱糟糟的，想到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女儿，心里愈发痛楚。那些天，我一下子瘦了10多斤。尽管复查血液，艾滋病毒呈阴性，但很长一段时期这块阴影一直缠绕着我。随着工作量的加大，逐渐习惯了，也没有那么大的思想压力了。
两年的援外医疗工作，使我终生难忘，所有的经历，都是那么值得回味和留恋。我们用精湛的医术和真挚的爱心，使当地人民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赢得了受援国人民的爱戴和赞扬，也让我们这些医生成了“和平使者”。 （黄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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