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军
6月底，新密农民工张海超的一次惊人之举引爆了舆论。这一惊人之处在于，为了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即使“肉眼已可看见”，仍然坚持选择“开胸验肺”。最终的结果与肉眼的判断相差不大，但由此引发的良知、责任与理性、制度之辩，将相关当事人夹进了舆论漩涡。
中国是一个善于以道德的力量促进社会进步，又容易因道德评判缺乏制衡禁锢自我的民族。从古到今，历史上能够留下刻度的，无一不是道德的楷模，其次或许才是思想、事功。此之谓“古人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奥秘。也正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的多是道德评判，具体来说是良知评判的因子，公众与舆论对事实的评判天然地选择了“有没有良心”、“合乎是非与否”、“事实境遇如何”退居次席或不管不顾。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评判火力就这样投向“相对强势者”。
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眼光暂时放的宽些，单从媒体报道的诸多细节中我们就可以打出很多问号？体检中发现了肺部有问题，企业领导层为什么要对职工秘而不宣？生了病，为了求个清楚明白，省内、国内的顶级医院跑了近10家，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进行职业病诊断时需要企业首先提供证明材料，但非得地方政府调解才行的通？为什么专业职业病诊断机构的一次判断，就能让病人心灰意冷，进而选择铤而走险？为什么人们看着近乎自残的事实发生，没有强力阻止？等等。
所有的问号背后，写着的都是良知与责任的尴尬，制度与理性的失语，以及个体与机构、制度交往中的荒谬。当人们将谴责的目光投向职业病防治机构，甚至拿《二十二条军规》判断制度的荒谬时，可曾想到，这一极端事件的发生，是我们共同犯了错误。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将自我当作事件的评判方、与事无关者，即使这一个体问题最后会有圆满的结果，但悲剧或许仍将继续，我们将不得不重复新的循环。
我们共同的错误，就是将良知、责任与理性、制度混为一谈，既没有发掘出良知、责任以及理性、制度各自具备的独特价值，也缺乏将良知、责任转化为理性、制度的能力。简单一点来说，我们总是不吝啬表现自己的感情、不吝啬表现自己的善良，却很少反思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善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不乏诉说的能力、评判的能力、想象的能力，但是缺乏落实的能力、建设的能力。
再回到我们的传统。不论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合体，还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先辈们憧憬的、实践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将美好的个人幸福与世界的发展有机融合，这样，良知才能内化为责任，责任方能体现为理性、形成于制度。我们美好的愿望最终才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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