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文
    中医在临床中非常注重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三维医学。
坐堂医
  　　在北京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大厅西侧，有一家古色古香的“同仁堂医馆”，这是中医大夫坐堂问诊的所在。与其他医院诊室内不同的是，馆长关庆维的桌子上没有更多的医疗仪器，几页纸、一支笔、台历、书籍各放在一边，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小块由黄色绸缎包裹着的为患者把脉时垫手腕用的长方形软垫。
　　  2001年全国范围内取缔一般药店的中医坐堂后，正规的药房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专家门诊。同仁堂率先开了自己的可以“坐堂行医”的专家门诊——“同仁堂医馆”。
  　　“想成为中医名家，必须要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才有可能做到，这是单一苦读书本知识无法达到的。恢复中医坐堂恰好也给了一个平台，师带徒的模式和教育方法，更易出成绩。”关庆维告诉本刊记者，他希望中医坐堂恢复后，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中医传承下去，“中医在临床中非常注重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三维医学，而不是偏于或所谓的精于一科”。
　　  具体说，关庆维认为，西医是辨病论证医学，中医是辨证论证医学。西医抗外敌，中医平内乱。西医是生物医学模式，中医是人体医学模式。西医从物质结构出发，形而下；中医从受自然节律影响的人体出发，形而上。“病就是病原体，所谓西方研究的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有一些影响你身体病灶类的东西，这都属于‘病’的范畴。西医要发现你身体里的疾病状态，然后制造出一种化学制剂把它干掉，靶向性非常清楚，它是对抗性思维方式。它从它的微观角度探讨人的这种物质结构，但我感觉这个医学体系，离人和生命很远。比如现在科学把蛋白质，把人的各种组成元素，把DNA基因等都搞清楚了，但你把这些物质都给他让他合成一个生命，你觉得能合成吗？所以说，物质离生命很远，把人微观化以后，离生命越来越远。中医体系跟这是两回事。中医是整体医学，是天人合一，是拿整个的人面对整个的自然环境来研究，所以中医要实现三个平衡，一切治疗要朝这三个平衡方向走。调整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这是最大的平衡。还有调整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这算中等平衡吧，比如一到办公室你就生气，你就头晕脑胀，你一看上司就头疼，这是你跟社会不平衡。还有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心理与生理的平衡关系。人体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系统，这是宇宙自然给我们的属性。”
  　　“中医常讲，‘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人的精神活动与五脏的生理功能息息相关。如《黄帝内经·灵枢》中记载：‘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也。’人的精、气、神皆为五脏掌控。中医是藏象学说，不是脏器学说。脏器学说是像我们看到的西医的解剖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在哪个位置。中医是以功能系统来描述人的，中医看这人的时候是一个功能状态的人。不是没有解剖，你看过去战争的刮骨疗毒都在给人解剖，但是从来不用解剖的知识来看病。为什么不用解剖呢？通过思外揣内、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了解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内脏的反应无不从外部都表现出来。中医是得其意望其形的，比如你的身体里全部吸收系统，运化升清系统叫脾。中医把人归类成五大功能系统，这是人生命状态的一个系统。它通过这种功能系统的表现，就不用知道你脏器本身的具体结构、具体症状，然后就能改变你身体里的脏器功能的变化，这是中医最优秀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东西，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脏器，你为什么把它看成功能状态呢？其实你细研究，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把脏器看作一个互为关联的活的系统，也许比解剖学更科学。现在任何先进仪器，发现的是已病，有病灶出现。而中医不是，中医最优秀的医生是‘上工治未病’，就不让疾病发生。一个疾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形成病灶了，起码这病发生到百分之七八十了，才被现代仪器固定捕捉到。中医是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把你的功能做一预判调整好，调整平衡以后，你那个病就不会发生，你那个病灶就不会形成，形成了病灶也可以通过功能协调来解决。”
  　　关庆维说，当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后，治病疗效突飞猛进。

    中医药因时、因地、因人去治疗疾病，所以是一个个性化治疗的方案。
桂枝汤
  　　感冒即西医所谓的上呼吸道感染或伤风。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感冒是一种鼻咽部的急性病毒感染，可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多达100种以上，可借由飞沫、污染的分泌物或直接接触而传染，但并不认为吹风受寒或淋雨会增加对病毒的感受力。中医对感冒病因的探讨，就比较全面性且多样化。所以关庆维认为，看一个中医有没有水平，就看治感冒。“比如你在北京这种干燥环境里得的感冒和在海南湿润环境里得的感冒，治疗方法都不一样。中医药因时、因地、因人去治疗疾病，所以是一个个性化治疗的方案。辨证准了，三四天病就好，还省钱。辨得不准，病情反而可能加重。”
　　  对感冒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痟首疫”，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孟庆云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内经》中也记录有“痟”，其三大症状是：头疼、全身乏力酸疼、高热，主要原因为“风邪”侵袭人体的肌肤皮毛。西方对此最早记载是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记述了类似的疾病。美国流行病学家亚历山大·兰米尔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失败，可能是流行性感冒与中毒的结果。
  　　在汉朝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感冒被称为“伤寒，伤风，中风”，这是东汉末期大疫里的主要病。《伤寒论》中如此描述症状“淅淅恶风，啬啬恶寒”，表现出也是头疼、身痛，症状与“痟首疫”对上了，但病名发生了变迁。到了公元600年，隋朝《诸病源候论》一书观察到流行性感冒大规模传染的现象。
  　　“张仲景将感冒概略地分为两大类，即所谓的表虚、表实。表虚者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等症状，可以用桂枝汤治疗。表实者除了会出现头痛、发热、恶风寒的症状，还会表现出身体疼痛、全身关节酸痛、汗发不出来、咳嗽哮喘等症状，可用麻黄汤治疗。”
    桂枝汤是《伤寒论》中最主要的基本方之一，原名阳旦汤，也被称为中医的群方之祖。利用这一方可以加减化裁出许多方，使用频率很高。
  　　桂枝汤由桂枝、芍药、生姜各9克，大枣3枚，甘草6克组成。孟庆云指出，《伤寒论》中，用桂枝汤解表的条文共21条。如果仔细研读，便可省悟到，张仲景用桂枝汤解表时，在服药方法上有特殊要求：一要“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二要“温覆令一时许”（适当地加盖衣被，约2小时）。之所以有此要求，一是借谷水补充津液汗源，防发汗致营阴不足；二是借热能来鼓舞胃阳，进而振奋卫阳。这其实是药物治疗和食疗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发汗，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汗出周遍：即汗出要遍身，光鼻尖、心口窝出汗不行；二是出小汗，出微汗，不可出大汗，不能遍身流漓；三是持续出一段汗，约一时许，即可盖被保温一时辰。汗出透了，才能达到出热退、脉静身凉的目的。
　　  桂枝汤以桂枝为君(主药)，臣以苦酸微寒而具补敛之性的芍药，更佐以大枣，与麻黄汤以麻黄为君、伍杏仁之制迥然有别。现在将桂枝汤的功效称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麻黄汤的功效称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明朝李时珍曾指出，“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相比，病深一层，从所属脏腑来看，麻黄汤证在肺，治疗目的以宣肺为主；桂枝汤证在脾胃，治疗目的在于补脾胃”，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有三禁：一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不可用之；二为内有温热的“酒客”不可用之；三为素有里热之人不可服。
    《家庭中医药》杂志的主编、药学硕士张瑞贤说，桂枝汤在金元时期还在用，这时期以伤寒方为主，但是金元四大医家中的刘完素提出，“时疫”实质是热病，应该先用凉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创制了凉隔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双解散等，其中就有板蓝根等“苦寒直折”药。这一理论被吴又可接受，写出了《温疫论》，他创制的达原饮一方中用了大黄这样大剂量的凉药，辛凉解表。这些古方至今仍在使用。不过，现在用得比较多的不是桂枝汤，而是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吴鞠通撰写《温病条辨》七卷，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成为继叶天士、薛雪之后的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银翘散由连翘1两、银花1两、苦桔梗6钱、薄荷6钱、竹叶4钱、生甘草5钱、荆芥穗4钱、淡豆豉5钱、牛蒡子6钱组成，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银翘散如下煎服：“上杵为散，每服六儿，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在中医临床看来，吴鞠通提到“香气大出”、“勿过煮”均是说火候和煎煮时间。因为治疗感冒的中药大多具有味辛发散之性，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挥发油类，所以不宜久煎，以免香气挥散，药性散失过多。
  　　当大规模的流行病到来后，中医的操作模式是先要进行小面积的辨证分型，然后选方试药，选出合适的方药后就会大面积推广，而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进行辨证论治。桂枝汤和银翘散就是治疗感冒的两大类型的代表方剂，即桂枝汤主治风寒感冒，银翘散主治风热感冒。

风寒、风热与感冒
  　　在自认为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看来，中医体系无法解释H1N1病毒，因为在中医里，似乎没有传染病与病毒的概念。中医面对的是抽象而非实证，比如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疾病产生与治疗，只有西医才是面对视之可见、触之有物的诊断。特别是对病毒的发现，乃现代医学对生命科学及病理学的一大贡献，它已精细到通过微生物学来深入研究疫情与感染，中医学与如此的西医学相比，能量对比那么的悬殊，又如何可能面对呢？
　　  但是，如果我们真冷静下来面对历史，答案可能就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我们从古籍中可以读到，明朝万历进士谢肇淛的笔记《五杂组·人部》中，就已经出现了“传染”一词。这一条记载“闽俗可恨”，说闽人瘟疫一起就请邪神，以香火供奉，“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谢肇淛记载中提到的“通圣散”全名“防风通圣散”，其药方在宋以后的医书中都广泛查到，作用便是解毒疏风，调和营卫。
  　　再比如，在明末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十二中，写到京中女子等王生不归，只能与奶妈雇了船下汴京。行到广陵地方，出现了“感冒”一词：“盘缠已尽，那老妈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一病不起。”“感冒”这个词，“感”是交感，“冒”在中医字意里，指病者神志不清，也就是“冒昧”。汉末张机的《伤寒论》中就用到了这个字：“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这里的“家”应该有回归的意思。
　　  由此，最起码可以说，“感冒”其实非外来词。中医对传染的理解与体会，在当时也可能已经深入，而恰是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其实非常肤浅。一种扎根于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医学，曾经由一代代医家发展过，只强调最早的《黄帝内经》和随后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其实不能简单囊括为中医之全部。
  　　李约瑟先生1980年曾在香港大学演讲《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他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认为，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学科之一——免疫学，实际起源于中国为抵御天花蔓延而发明的种痘。他认为，中国的种痘实践最早可推至公元1000年的北宋，而葛洪大约在公元320年时就对天花有了叙述。李约瑟由此这样说：“自从18世纪初以来，每一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西方历史学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以东亚为背景的这方面的重要事情，但是，几乎没有一位熟悉中国文献的学者以揭示其真相为己任。”
　　  按照李约瑟的研究，西方科学史的许多篇章大约都需要改写。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不仅被西方主义者排斥，也不被西方主义影响深重的国人所重视。
　　  在甲型H1N1病毒还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恐慌的今天，我们无意对中医或西医的诊断方法或实际疗效作比较、判断。我们只想从中医提出问题的角度，来引发对现代防疫问题的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环境，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所以尊重环境、保护环境已经成了全球之共识。但在医学问题上，环境与疾病，即使同样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应，所谓对症下药却往往还是严重被疏忽了的——一种新发现病毒所可能造成的感染，似乎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是一样的结果，由此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付出的是比实际需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这里还不论因商业目的而参杂的策划。而且，不细分患者状态，大量过度使用药物的结果，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回顾人类文明史，细观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实都是东西方共同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西医，肯定是东西方医学智慧的综合；汉唐后的中医，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因素。所以，东西方分割，本身是某种话语霸权操纵的结果。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被东、西方主义所双重束缚，是愚蠢的。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应该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何为生命医学、何为生物医学的问题。因为从物出发，不可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不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就无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来救死扶伤。从这个角度，现代医学所面临的众多疑题也许值得我们去面对真实的历史冷静思考，这才是我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