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沁洋 雷明生
■案情简介
原告吴某曾经在部队服役期间从事过卫生员工作。其复员回乡后，在当地村卫生室担任乡村医生，手中持有发证日期为1991年10月的乡村医生证书、县卫生局颁发的有效期为1992年10月至1993年10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有效期为1992年10月至1993年10月的《医疗机构药品配用许可证》。吴某1991年参加过卫生部门举办的中医师承医师资格考试，因成绩不及格而未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1994年，吴某进入市区擅自开始从事个体行医。
2005年11月，吴某因不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行医，襄樊市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其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药品器械、罚款的行政处罚。吴某不服，遂向湖北省卫生厅提起行政复议。
2006年2月，经湖北省卫生厅行政复议委员会复议决定：维持襄樊市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罚。并于2006年3月经当地法院强制执行，吴某才履行了行政处罚，缴纳了罚款，停止执业活动等。
但到了2006年12月，吴某又因无证行医被患者举报，卫生部门受理立案，于2007年1月再次对吴某实施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药品及器械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吴某不服，于2007年5月，以卫生行政部门未告知其享有听政权利，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为由，上诉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处罚决定。同时诉称襄樊市卫生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受理其办证申请等。
区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驳回吴某的上诉请求。吴某不服，又上诉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合议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驳回其上诉。
由于吴某不自觉履行处罚，襄樊市卫生行政部门向人民法院再次申请对其实施强制执行。
■本案引发的思考
就本案来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虽然程序完整、合法，但具体内容却存在着值得商讨和完善的地方。
首先，吴某的主要诉讼请求是，卫生监督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没有告知其应依法享有听证的权利。但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被“取缔”的行为是不需要进行听证的。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三十条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在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卫生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由卫生机关内部法制机构或主管法制工作的综合机构负责。”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管理条理〉执行中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执业医师法》第39条规定的‘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其中“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应视同为“取缔”。
而本案中的吴某既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也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违法行为，不属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的情形，而应属于依法“取缔”的情形，是无须进行听证程序的。
其次，通过本案的处理，我们发现吴某之所以对处罚不服，反复上诉，主要原因有：卫生行政部门没有及时公告注销其过期的许可证，使其误认为许可有效；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时不够彻底，重罚款，轻没收药品及药械等，导致其非法行医死灰复燃；由于一些媒体重经济效益，给吴某的非法医疗网站的建立及运行提供了方便。
第三，“取缔”既然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卫生行政部门就不应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应该下达“行政强制决定书”。
第四，此案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卫生法律法规普及的盲点。由于百姓缺乏对非法行医的认识及甄别，给非法行医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这也是非法行医屡禁不止、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卫生执法部门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对百姓长期进行安全就医的教育，杜绝非法行医，净化医疗市场，理顺医疗秩序，从源头上保护百姓就医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