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生

    相传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好方药，母有病，屡更太医不效，自制方饵进之，遂愈。群臣有疾，孟昶亲召诊视，医官钦服。孟昶有感于天下战乱，医道不传，医书多有谬误，于是命令精通医药的翰林学士韩保升编撰一部本草书籍，供医生们参考使用。《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记载：“韩保升精医，详察药品，释本草甚功。所以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原来，自唐朝开始，士大夫习医的风气日渐盛行，韩保升就是在这种风气下熏染出来的知名“儒医”。他既精于医理，又“深知药性”，“尤详于名物之学”。一般“儒医”往往都是熟读方书，揣摩理论，而忽略对药物进行实际的研究考察；而韩保升却不然，他除了重视医理外，还十分重视对药物的实际考察，认真研究药物的性味功能。正因为他既注重理论又重视实践，所以在医学上造诣很深，闯出了治病的独特风格——“不拘局方”。自古以来，无论经方验方还是丹膏丸散，都有一套成规，只有医学水平很高的医生，才能有胆量和把握敢于突破成规而灵活运用。韩保升精于理论，重视实践，开拓创新，临床治病“施药辄神效”，这也是孟昶命令他编撰本草书籍的原因。
    后蜀明德二年至广政二十三年，韩保升受孟昶之命，与诸医士详察药品，精究药性，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经参校、增补和注释，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因《新修本草》是英国公李勣负责修订的，故本书原名《重广英公本草》，后世简称《蜀本草》。此书编撰成功后，孟昶大为赞赏，亲自为此书作了序言，下令广为刊行。
    《蜀本草》是北宋政府修订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参考书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多有采录。《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之“蜀本云”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之“唐本余”为《蜀本草》佚文。《蜀本草》对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具有很大贡献，李时珍评价《蜀本草》说：“图说形状，颇详于陶苏”，给予了充分可定。《蜀本草》原书已经亡佚，后人从《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书中将《蜀本草》的内容摘录出来，计释药275条，处方25个。今人编撰本草类书目时，还经常引用这些内容。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蜀本草》是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重新增补而成的，与《新修本草》相比

主要有以下4个 方面的显著改进

详察品名

    详察品名是修订本草的基本功，只有对每味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性味、功能详察核实，才能去伪存真，确保每味药品的准确性，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普查核实工作。韩保升十分重视对药物的实际考察，“尤详于名物之学”。他在这方面确有专长。

增补注释

    在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每味药品重新进行准确的注解。由于韩保升他们干得很出色，所以后人称赞《蜀本草》说：“释本草甚功”。

 

有所增益

《蜀本草》将唐初至五代270余年的医学新成就加以总结，增添进去，这是他们进行的创造性的劳动。《蜀本草》还记载了若干处方，可供参考使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别为图经

    药物图谱记载了药物的具体形象，是学习药物学的良好工具，能给人以很大启发，有助于正确掌握药物。为了便于识别，《蜀本草》于文字注释之外，又“别为图经”。尤其是对药物图形的解说，更详于以前的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