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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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那些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批评家们必然缺乏与他对话的基础,更没有无端攻击他的权利。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

  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以这样一个目的为旨归,庄子问: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创造生命。

  上一章讲天道观,天道作为“大宗师”,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部思想的纲领。以下几章皆由此延展开拓出去,反过来又深化了这一主旨。

  人间之苦皆由“世与道交相丧”而起,但抨击人间苦难只是初步,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幸福。蝴蝶梦是庄子人生理想的形象化描述,而通乎生死、本动于心是走向逍遥之路的关键。“用无用”是一种处世态度,以无用之用、木材之材入“人间世”,既不逃世,也不急流勇进,而为逍遥游作铺垫。然后,由安而顺,由顺而游,层层深入,最后达到逍遥大通之境。

  “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生息着一群忧患深重的生灵。也许他们有过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有过繁庶富裕的白银时代,也有过英勇尚武的青铜时代,但终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黑铁时代。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观。(赫西俄德:《神谱》,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而从太平世、升平世沦落为据乱世,是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令人惊讶的是,古希腊和中国几乎是在同时步入了第三个时代(据乱世),或者说,他们同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历史的悲怆感,而这个时代又是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顶峰。

  但文明的演进从来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和人心的焦虑。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力求摆脱痛苦的历史。

  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人类集体大屠杀之后,人们终于想起放下屠刀,洗干血迹了。重刑酷杀废止了,暴力革命减少了,但局部战争依然频繁。社会变成了一座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在“权力与知识”巨网的保障下,以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来控制和驯服心灵。换言之,现代社会较以往社会有着更完善的机制,但现代生活的焦虑显然比过去多得多。尽管现代人表面上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不在当场、甚至匿名的社会产物以潜在方式所施加的约束。结果所谓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变被迫控制为暗中支配,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种社会化了的本来没有意义的欲望的支配……

  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较之以往既繁多又复杂。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亲手酿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制造出来的。这杯苦酒是他割舍不下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苦难是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回应它。人间有多少种苦难,就有多少种关于苦难的思考:是追求永恒还是及时行乐?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挺身而入?是规规矩矩还是浑浑噩噩?

  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以实际的生活为这些思考做出现实的例证。但是自古“悲苦之词易写,欢愉之词难工”,悲苦的人生体验要远远胜过对欢愉的感受。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悲痛,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悲剧,也许更多的是焦虑和无聊,沉闷加麻木。也许人类最终会走向大同,但这对于我们不是活着的根据。我们要问的是现在:天下有至乐有无哉?(《至乐》)

  庄子说“有”,但首先要认清人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既然苦酒是自己酿成的,还是要先尝一口。

  这是个乱世。“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过,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达生》)比如三国时的嵇康曾作《养生论》,认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却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在权力倾轧中为当权者所杀。后人说他“养生而不知养身”,(牛僧孺:《养生论》,《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诗曰:“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嵇康的故事虽然后于庄子的时代,但亦足以作为诠释的例证:乱世中养生、养身太难了!

  乱世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还有想养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伦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乱两条途径。前者抵不过混水摸鱼、暗渡陈仓的人,后者为瞒天过海和借刀杀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昏上乱相,或荒淫或暴虐,或逐鹿中原争城夺地,或杀人盈野抢夺财货,于是社会大舞台上频繁上演着无数悲剧、闹剧、惨剧。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个人恐怕不但无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觉变成了悲剧中的牺牲者,闹剧中插科打诨的小丑。

  社会的价值规范也分化崩解为各种对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约的碎片,任何一种行为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任何批评也不具备绝对的效力。个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即使人生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它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试问,人生的苦难究竟是因为本性被压抑而不得抒发,还是因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丧失呢?庄子说,兼而有之。

  当本性在压抑中变成了机巧伪诈,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网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当本性被重重浓雾所笼罩,本心便在被动压制和主动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天真”。

  因此,一个人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是否完美。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多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不良的社会不能成为个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庄子说,百年大木,被割开做成“牺尊”,加以青黄之色的文饰,而不用的部分被弃于沟中,牺尊与弃木相比,美丑虽有差别,但从丧失本性来说是一样的。夏桀、盗跖与曾参、史鱼相比,行为的好坏是有差别的,然而从丧失本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天地》)

  但这并不是说,善恶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相对于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来说,这种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道家鼓吹无恶不作与居仁行义一样自然,一样合理,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庄子接着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

  那么,是不是五味浊口人就不该吃饭?五色乱目人就该做睁眼睛?五声乱耳就该掩耳盗铃?当然不是。五色未必乱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么当然心神摇荡,追逐美色去了。好恶未必乱心,但有好恶就必然有某种立场和先入之见,如果固执地坚守这种立场和由此而来的善恶正邪分别,那么要是它们不合天道的话,则必然带来恶果。宋明儒士以理杀人便是例证之一。

  所以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换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识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扰人生的。因此,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名言,其实是把人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永远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庄子讽刺道,那些人好恶声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饰拘束着身体,栅栏塞住了内心,绳索捆住了身体,眼看着在绳捆索缚中还自鸣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话,那么被反手缚绑的罪人、囚在兽栏中的虎豹,岂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笼中,一开始还愤怒咆哮,在绝望中挣扎,但不久就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习惯了定时送来的丰厚食物,再也没有饥肠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没有担惊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龙活虎”不再“困兽犹斗”,而是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殉财的小人可能富甲天下,但这样的人,“耳朵要听钟鼓管箫之音,嘴巴要尝牛羊美酒之味,以刺激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谓乱矣;沉溺于骄盛之气,好像负重爬山,可谓苦矣;贪得无厌,取怨于人,贪图权柄,费尽心思,闲散无聊,沉溺酒色,身体肥胖,颐指气使,可谓病矣;为了求富逐利,所以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并且贪而不舍,可谓辱矣;聚财敛资而无所用,专意营求而不舍弃,满心烦恼,贪而无厌,可谓忧矣;在家担心盗贼,在外畏惧盗寇,里面楼台高锁,外面不敢独行,可谓畏矣。这六者,是天下之大害,而大家却遗忘了,不知省察,等到祸患来临,想用尽心尽竭尽钱财,只求一天的安宁无事也做不到了。所以以身殉名利,岂不是太迷惑了吗”?(《盗跖》)

  如果说,有人还能做到抵御物欲和钱财的诱惑,那么“不汲汲于荣名”(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就更难了:孔子不是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吗?正如唐代诗人元镇曾经自嘲的:“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走赴浮名。”

  在《人间世》中,庄子假托孔子教导颜回的话,说:“从前夏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都是因为后者修身蓄德,以臣于的地位爱抚君王的民众,所以他们在下的地位和美好的名声违逆了在上的君王,引发了猜忌之心。所以君王因为他们的修身蓄德而陷害他们,这就是好名的结果。”

  如果说,有人还能视名利如浮云的话,那么,无心于智力争斗更是难上加难。庄子对以智相斗的人做了精采的描述:大智广博,小智精细;大言盛气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醒来的时候形体不宁。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语阱密布,有的言辞谨严。小的恐惧便垂头丧气,大的恐惧便惊魂失魄。他们的发言如利箭离弦,专心窥伺别人的是非加以攻击;坚持己见,就好像发过誓一样,只是默默不语等待致命良机。他们衰颓如同秋冬之肃杀,一往之气,气衰而竭。他们沉溺于日斗夜辩之中,无法恢复生意,心灵闭塞如受绳索束缚,沟壑纵横,绝失坦荡,愈者愈不可自拔。他们那走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无法恢复活泼的生机了。那些人时怒时喜,时悲时乐,时而忧心忡忡时而跨叹不已,时而反复无常时而怖惧无已,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从虚器中发出来,又像菌类由气蒸发而成一样,无生亦无根,如幻声幻形,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那些人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齐物论》)

  那些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力和知识,而是他们太看重它们,或者想借之以攫取名利,享受人生,或者想借之以拒斥名利,清高自许。这些人不以智养内,反以智逐外物,获取知识,当然不可能自反于己,获得天地真心。

  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始已!已而为知者,形而已矣!”(《养生主》)意思是说,既然这样还要去追逐知识的人,肯定会疲惫不堪了!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参与天地变化,而等待着形体耗尽,和外物相接触便相互摩擦,驰骋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哀吗?终生劳碌而不见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都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也很可悲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会逐渐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消亡,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生于世,本来就是这样昏昧吗?还是唯我独昏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齐物论》)

  有对待心则有知识,因知立言,因言生辩,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试图役使外物满足欲望,结果却必然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则昏昧,昏昧则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则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生是非,又复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争是非,辩争无休,昏昧无已。

  庄子既不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不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他知道对于天道,无论谁都应该敬畏,都不该太狂妄太自负,都不该固执于成见,师成心而自用,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否则,天道就被小的成就所遮蔽了,至言就被浮华之辞遮蔽了,儒家与墨家的争论就属此类,更何况一般人呢?

  “小夫之知,离不开应酬交际,劳弊精神于浅陋琐事,却想普渡众生,引导万物,以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像这样,只是为宇宙形像所迷惑,劳累身体而无法认识太初之境。……悲哉乎!你们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么会知道大宁的境界呢?”(《列御寇》)

  因此,人生并不必然痛苦,至乐、天乐也是可以获得的,这就看你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退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台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脚,中央之帝喻心。手脚敏捷有为,心却应混沌自然。敏捷有为之行若伤纯朴自然之心,此心一伤,必为“机心”、“成心”,巧者劳而智者优,人生便不免于痛苦;执迷不悟,痛苦愈深。(http://www.yywsb.com)

编辑:郜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