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俊成

 

   中原大地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不仅见证了酒的诞生与发展，还孕育了酒与医学交融共生的独特文明图景。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发酵启示，到夏商周时期的规模化酿造，再到酒成为“百药之长”推动医学进步，河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勾勒出这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轨迹。
    酒的诞生，始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利用。《酒诰》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剩余谷物在自然条件下发酵成酒的过程。这一“自然成酒”的启示，成为人工酿酒的源头。
    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这一历史提供了关键实证。距今7500年~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16件陶器碎片，其上残留的沉淀物经科技检测，被证实为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类饮料。
    这一发现，将中国酿酒史推向新高度，表明贾湖人已成为目前所知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族群，比传说中夏代的杜康造酒早4000余年，奠定了中原地区作为世界酿酒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地位。此外，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最新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先民已使用红曲酿酒。该发现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红曲酿酒技术提供了实物例证。
    进入夏代，酿酒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盉、陶爵等专用酒器，与《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及《世本》“仪狄始作酒醪”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表明夏代已出现仪式化的饮酒文化。
    商代是中原酿酒业的重要发展期。河南信阳罗山天湖商代墓地出土的一件青铜卣中，封存着距今3000多年的古酒。科学检测显示，酒体内含丰富的酯类成分，兼具果香，与甲骨文中“鬯其酒”的记载相符。班固《白虎通义》释“鬯”为“百草之香与郁金合酿”，说明这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用酒雏形。
    周代进一步将酿酒纳入国家管理制度。《周礼》中记载的“酒正”“酒人”“大酋”等职官，专司酒政与酿造管理，推动酿酒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流传于中原的“杜康造酒”传说，则进一步丰富了酒的文化内涵。据《说文解字》注，杜康即夏代少康，曾因偶然发现剩饭发酵而成酒，逐步总结出酿酒方法。河南伊川、汝阳等地至今仍存杜康酿酒遗址，清代方志中亦有“杜康泉水酿酒、当地人少患胃病”的记载。
    酒的问世，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还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关键力量。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酒的药用价值，并将其融入文字与医学体系之中。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诠释“醫”字：“治病工也……从酉。”“酉”即酒坛象形，暗示“酒所以治病也”。从字形看，“醫”由“医”（盛矢之器，喻外伤）、“殳”（按摩或针刺工具）与“酉”（酒）组成，形象反映了古代医疗中酒与外治、药疗相结合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医酒同源”的文化逻辑。
    《汉书·食货志》明确提出“酒为百药之长”，凸显了酒在早期医学中的核心地位。其药用价值包括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祛寒邪，既是振奋精神的兴奋剂，也是镇静止痛的麻醉剂。在针灸与方剂理论尚未成熟的时代，酒成为应对百病的实用工具。
    《黄帝内经·素问》专设《汤液醪醴论》，强调“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指出酒醴可用于治疗肠胃疾病。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记载了40多个酒类方剂，如用醇酒内服治疗金创外伤、酒洗伤口防治犬咬感染，显示酒在当时已广泛应用于内服与外治。
    历代医学家不断拓展酒的药用范围。扁鹊提出，“病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仓公淳于意，以药酒治愈济北王的风蹶症与淄川王美人的难产；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了20多首酒剂方，如红兰花酒治妇科病、防己地黄汤以酒浸取药汁等；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录药酒方近百首，并首创虎骨酒。如今，《中国药酒大典》仍收录1600多种药酒配方，延续着酒在医学中的应用价值。
    在民俗医疗中，酒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元旦饮屠苏酒祛疫、端午饮菖蒲酒辟邪、重阳饮菊花酒延年，这些习俗既是医学知识的民间实践，也成为中原文化中的养生符号。
    古人虽然推崇酒的药用与文化价值，但是也早已警觉其潜在的危害。夏禹饮仪狄所酿之酒后，虽然赞其美，但是“疏仪狄而绝旨酒”，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周初周公旦在平定武庚之乱后，在中原卫国颁布《酒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文献，明确规定唯有祭祀方可饮酒，指出“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深刻警示酗酒带来的个人与社会风险。这种对酒的双重认知——既珍其用，亦警其害，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理性节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