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俊成

   对我而言，在童年乡下的生活里，跟随父亲去县城采购药品，是一段格外值得珍藏的回忆。那时，父亲已经开始在村里经营一家卫生室。即便卫生室的规模不大，父亲也得每隔两三周去县城的县医药公司采购药品。当时，家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而我是姐弟三人里最小的，因此周末跟着父亲去采购药品，几乎成了我独有的“特权”。
    每次采购药品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总会在堂屋昏黄的灯光下坐下，在纸上认真地列明需要采购的药品及数量，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在夜里格外清晰。写一会儿，他还会起身走到药柜前，逐个查看剩余药量，确认哪些药快断货、哪些药需要补充，生怕漏了村里人常用的应急药。我则搬着小板凳坐在他旁边，埋着头飞速写作业，笔尖蹭得作业本“哗啦”响，心里盼着早点儿写完，这样第二天就能踏实地跟父亲去县城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做的面汤还冒着热气，我吃完饭，就急着跑到院子里等父亲。父亲不急不慌地收拾好药单，给自行车轮胎打气，打满后还伸手转了转车轮、捏了捏车闸，确认所有部件都没问题，才直起身喊我：“走啦，我们去县城！”
    有时，我们刚要推车出门，院门口会突然传来村民的脚步声，大多是家里人感冒、拉肚子，急着来找父亲拿药。父亲从不急躁，总是先把自行车靠在墙边，迎上去耐心地询问症状，再转身从药柜里取药、包好，还反复叮嘱“一次吃几片”“饭后吃”，直到村民放心离开。我攥着衣角在门口来回踱步，看着太阳一点点爬高，心里急得直盼着能快点儿出发，只觉得那等待的时间长得像过了半天。
    起初，县医药公司在县城东关北侧，对面就是鄢陵县人民医院。每次采购药品，父亲都会站在医药公司门面房的柜台外，逐一说着要进的药名，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就把药名一一写在夹着深蓝色复印纸的单据上。念完后，父亲会核对一遍，确认无误，工作人员便把复印纸下面的单据递给他。我们去财务室交完钱，再到门面房后面的仓库去取药。
    药库最早只有两间房大小，光线不算充足，药架紧挨着药架，父亲总要弯腰在窄窄的过道里来回查看。后来，县医药公司搬到了县城西关，药库一下子宽敞了许多——阴凉幽深，顶高似穹，药架林立如山，药盒堆叠如阵，药的气息沉甸甸地浮游在空气里。我站在取药处，痴痴望着药师在药架间穿梭的身影，心里悄悄琢磨：长大了要是能当药师，在这里配药该多好。等药师把药整齐地放进大纸箱，父亲总要再核对一遍，确认数量、药名全对了，才把箱子牢牢捆在自行车后座。
    父亲去县城不仅是采购药品，还会借机转一转。医药公司在东关时，他偶尔会去不远处的县人民医院，找医生朋友咨询临床问题，或参加临时的乡村医生培训；医药公司搬到西关后，他有时会去附近同村人开的家用电器门市部，买些台灯、插线板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
    我那时候年纪小，跟着父亲去县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馋”。有时，我拽着父亲的衣角要冰糖葫芦；有时，我想吃炸麻花；有时，我眼馋一盘炒凉粉；有时，我想吃水煎包；有时，我想吃炒拉条；有时，我想吃粽子……赶上水果上市的季节，我还能吃到新鲜的苹果、葡萄及李子等。除了吃的，我还总让父亲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些连环画或四大名著系列图书。每次捧着新书，我都能在自行车前梁上开心一路。
    不过，采购药品的路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一次，我们回归途中，走到县城东关的泥泞土路，遇到路中间积了一个横跨道路两侧的大水坑。自行车后座的药箱较重，车轮陷进泥里太深，父亲脚下一使劲儿，车头猛地歪了，父亲、药箱还有我，一起摔进了泥水里。我浑身沾满泥浆，药箱也湿了大半。父亲顾不上擦自己脸上的泥，先把我扶起来，又赶紧检查药箱里的药，见包装没破才松了一口气，笑着说：“没事，没事，我们回家洗洗就好了。”此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冬天，我下雪天跟着父亲去县城采购药品。天实在是太冷了，冻得我浑身冰凉、直打哆嗦。回到家，我在床上用厚厚的两层被子暖和了半天才缓过来。
    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了一些，父亲买了一辆摩托车，平时出诊、去县城采购药品都靠它。我也慢慢长大，上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再也没陪父亲去采购过药品。如今，大姐接手了父亲的诊所，要采购药品时，她只要用手机在药品采购平台上下单，第二天县医药公司的人就会把药送上门，比以前方便多了。
    我结婚有了孩子后，因为工作忙，平时很少回家乡，只有每年寒假、暑假期间，才会把孩子们送回老家住一段时间。每次从郑州回去接孩子，听到他们蹦蹦跳跳地说“爷爷骑摩托车带我们去超市买零食啦”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儿时，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前梁上去县城采购药品的画面。那些日子仿佛从未远去，依然在时光的风中微微作响，无声地泛着父爱与岁月的馨香，萦绕在我的心头，温暖且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