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勇《目光》有感
□陈慧

   读完陶勇的《目光》，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书中的一字一句都似有千钧之力，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记。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专家，陶勇本应在手术台上继续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带来光明，却在2020年1月20日遭遇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暴力事件。当时，正在坐诊的陶勇被一名男子持刀砍成重伤，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陶勇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0天，饱受炼狱一般的病痛折磨，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左手落下了的残疾。对于一名医生，尤其是一位做眼部精细手术的眼科医生来说，这样的伤害意味着，他往后余生与手术台再也无缘。
    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砍伤陶勇的凶手竟是陶勇的一位患者。陶勇为他成功进行了手术、挽救了他的视力，而他却对救治了自己的医生挥刀相向。
    《目光》就是陶勇在受伤后的休养期间，和挚友李润共同写的一本书。这本书不只是一部简单的个人回忆录或对一场无妄之灾的控诉，而是一次灵魂的深度剖析，一场关于医学本质、人性光辉与生命韧性的宏大叩问。
    面对伤痛，陶勇也曾愤怒、不解、仇恨，但是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他很快振作起来。
    陶勇在书中写道：“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这份清醒、豁达和坚定，支撑着他在3个月内完成了痛苦而艰辛的康复训练，重新回到诊室。作家周国平在序言中说：“苦难是美德的机会。”当命运将最惨烈的苦难砸向他时，他没有让仇恨生根，反而在废墟上滋生了更坚韧的希望。这份坚强便是对至暗时刻的回应——真正的勇者不是没有深渊，而是身处深渊却依然选择仰望星空。
    陶勇在病床上的反思令人落泪：“我医治了他的眼睛，却没有医治他的心；我了解他的病情，但没有了解他的人生。如果当时能体会一下他的处境，给予正面开解，是否就会化解了这股恶气？”这份超越受害者身份的悲悯和自省，不是软弱，而是对人性的深刻体恤。关于“善”与“恶”，陶勇的理解是：这是人性中的两个面，“善”让我们去爱、去付出、去帮助、去成就；“恶”让我们去恨、去嫉妒、去索取、去伤害。只有确立“善”与“恶”的标准与底线，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自我。
    陶勇为受伤同行呼吁立法保护，是对“恶”的明确抵制；陶勇持续关注公益事业，是对“善”的积极培育。就像他在书中写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盏灯。”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眼前的黑暗，还是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依然选择相信光明的勇气。陶勇即使遭此厄运，也依然选择善良、选择公益、选择坚定的清醒抉择。
    令人感动的还有陶勇的“生死观”。有人问陶勇，被砍伤后，有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死。陶勇的回答是没有。从医多年，见惯了生死，陶勇深知，对死亡的过分恐惧，会让一个人在生死时刻慌乱阵脚。所谓“向死而生”，也许就是这个道理，不惧怕死亡，反而能抓住一线生机。正是这份通透和豁达，让陶勇能够从如此大的劫难中死里逃生，更让陶勇始终拥有“向死而生”的热忱。陶勇为患者支付手术费，联系厂家为家境贫困的患者捐赠人工晶体，订购棉被为地下通道的流浪者分发……在陶勇眼中，患者不分贵贱贫富，每一个生命都同样宝贵，值得被珍视。
    痊愈后，陶勇牵头的公益项目“光盲计划”里，有个细节特别动人：陶勇救治的一个孩子经过手术后，终于恢复了视力。拆掉纱布，孩子的第一句话是：我想看看给我看病的那个叔叔。当陶勇为患儿带来光明时，患儿纯真的生命力、真诚的信任与依赖，何尝不是在治愈他？这种双向救赎，是人与人的相互温暖，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也正是医疗最动人的本质。
    《目光》中的故事和思考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目光”，不止于眼睛的看见，更是心灵的觉醒——对善恶的抉择，对苦难的超越，对生命的敬畏，对热爱的坚守。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陶勇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哪怕身处至暗，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星辰。这束穿越黑暗的目光，终将指引我们在各自的生命里，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前行。
 （作者供职于郑州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