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生》
□王泉滔

 

   当高加林和刘巧珍风靡全校的时候，我问及此二人是谁？招来一片嘲弄声。可能是小说里的爱情唤醒了中学时代潜伏的青春萌动，同学们和书中的主人翁情怀相通，被曲折浪漫的故事深深地打动，都想读读《人生》，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把把关。在20世纪80年代，《人生》这部纸质小说并不好找，只能在广播里断断续续地听。
    《人生》一时成了校园里沸腾的头号话题，同学们纷纷尝试着写续集，有人翻腾着把马拴写死，让高加林和刘巧珍破镜重圆；有人张罗着把刘巧玲嫁给高加林，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星期六，吃完午饭，大部分同学回家去了，我睡了一小会儿起来，想去新华书店逛逛。那时候的书店不让顾客随便翻阅挑选，只能站在柜台外边用手指想要哪本书，再由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来，放到柜台上让读者翻阅。
    琳琅满目的书籍很难一眼就辨认出是否是自己想要的书，在最下层桌面上的厚厚一列《人生》，由于封面对着顾客，即刻吸引了我的目光，让营业员拿到面前，我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在大厅里转悠了一会儿就返回学校了。
    《人生》握在我的手中，本没有立即阅读的意思，想放了暑假再慢慢欣赏。到了学校，坐于寝室，因无人闲聊，就轻轻地打开了第一页，慢慢地读了起来。不读则罢，一读便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我被书中的故事缠住了心。我读书本来就慢，加上故事浪漫曲折，还有非常符合我胃口的句式，有种不忍心读完的感觉，确切地说，我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才把《人生》读完的。
    星期天下午是同学们陆陆续续返校的时间，刚读完《人生》的我，头蒙蒙的，洗把脸，伸了个懒腰，吃了晚饭，在操场上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溜达几圈，晚自习就开始了。静悄悄的教室唯独我和同桌在窃窃私语，周围又伸过来几个头听我讲《人生》。聆听者越多，讲解者越卖劲儿，声音也越来越大，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所有人都面向我，呈众星捧月之势，晚自习就这样被我搅黄了。有的同学插话问：“刘巧珍长得啥模样？”我回答他：“俊。”事后同学揶揄我口才和胆量不逊于评书演说家。当时临场发挥的一句话至今被同学哂笑：“我如果是高加林，一定要把刘巧珍娶回家。”
    我讲解《人生》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被老师喊到办公室训话也是独自“享受”。
    后来电影《人生》上映，学校特意买了专场，如果用座无虚席形容当时的电影院，恐怕还不够到位，应该是电影院内塞满了人。当高加林从县城被遣送回所在大队时，观众有唏嘘的，有谩骂的，有同情的，甚至还有啜泣的。“《人生》与路遥，绝配。”同学们不是文学评论家，没有高深的理论，却说着简朴的道理，就连作者给小说人物起的名字，同学们都钦佩不已，“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起得好听、顺口、耐读、易记，不愧是大家。”从此我记住了路遥，逢其作品必读。
    我那年的高考和高加林一样，全班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我是家里的独苗儿，母亲在床旁摇着芭蕉扇流下了眼泪。当时二叔让我去做民办教师。这时，我想到了高加林，所以没有去教书，执意要学习医学。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取得大专文凭，做了基层医院的医生。
    自从走上学医之路，我常常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医上，对文学就涉猎得少了。光阴荏苒，一晃30余年了，近几年自以为专业不长进了，猛然又忆起文学来，无才著大作，几篇文章在当地报刊发表，被熟悉的人知晓后，尊称我为“文学家”。我听了，羞愧难当，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我——仅是爱好而已。
    年逾半百，回忆过往，也有很多坎坷历程。我重新捧起《人生》，凝视良久，还是那个青涩的我，发现书脊散开，纸张泛黄，边边角角都被日月剥蚀漫漶，空白处为人物写的点评，笔迹清晰可见，我不忍心丢弃，精心封皮装订，把小说和电影对照数遍，瞧瞧都有些什么改动，也是乐而不疲的驱使吧。
    说起这部《人生》还有一段小插曲。《人生》这本书我买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封面设计是白纸红字，一个人低着头拎包在曲折的道路上踟蹰着，封底是一个人头裹红纱巾在天际处惆怅着。我记不清是谁借阅后忘记还给我，便一直找不到这本书。过了几年，我去参加一位亲戚家的喜宴，无意中发现一位客人在翻看《人生》。我借过来翻阅，扉页上竟然写着我的姓名，还有某年某月购于沈丘新华书店的字样。我穷追不舍，《人生》终归回到了我的怀抱，至此一直和我不离不弃。
    临床工作很忙，没有大量时间阅读鸿篇巨著，青春的记忆是难忘的，所以《人生》成了我枕边常读的书。喜悦时翻翻，依稀回到了天真无邪的中学时代；迷茫时读读，仿佛又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说来说去，路还得自己走。”我永远忘不了高加林的这句话。
    我爱文学，亦爱医学。因为医学是我的初衷，文学丰富了我的生活。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