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派的重要著作——《伤寒补亡论》
□黄新生

   南宋年间，在峡州（今湖北宜昌）隐居着一位品学兼优的处士，此人姓郭名雍，字子和，号白云先生。朝廷多次征召郭雍入朝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宋孝宗知道郭雍贤德，赐号冲晦处士，后又封为颐正先生，并且常常在朝廷上称赞郭雍的好处，但郭雍不为所动，他只在乡间认认真真地做学问，踏踏实实地为患者看病。
    郭雍原本是河南洛阳人，北宋灭亡后隐居峡州。郭雍家学渊源，郭雍的父亲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弟子。郭雍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学问，并且对《易经》有独到的研究。郭雍喜欢为患者治病，并且晚年专心研究医书。他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撰写《伤寒补亡论》20卷。
    《伤寒补亡论》又名《仲景伤寒补亡论》，原书20卷，其中卷16在元代时散佚，现存19卷，系郭雍针对当时《伤寒论》已经残缺，采撷《黄帝内经》《难经》《脉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类证活人书》《伤寒总病论》诸论以及庞安时、常器之、王仲弓等诸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而成。全书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伤寒补亡论》主要从文献分析、补亡、拾遗的角度研究《伤寒论》，是补亡研究中的杰出代表。《伤寒补亡论》既补仲景之缺略，又旁征博引，以释其隐微奥义，同时进行发展创新，大大丰富了《伤寒论》的内容，为伤寒学说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一是创立“卫气不共荣气和谐”论，对“太阳经证有汗无汗”进行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对“太阳经证有汗无汗”机理的阐发，前医拘于表虚表实之旧论，论述不详。《伤寒补亡论》认为：“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亦以内外和谐而后可行也。风邪之气，中浅则中卫，中卫则卫强，卫强不与营相属，其剽悍之气，随空隙而外出，则为汗矣。故有汗者，卫气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则涉卫中营，二气俱受病，无一强一弱之证，寒邪营卫相结而不行，则卫气无自而出，必用药发其汗，然后邪去而营卫复通。故虽一经，有有汗无汗二证，亦有桂枝解表麻黄发汗之治法不同也。”郭雍结合《黄帝内经》营卫之论，阐明了“卫气不共荣气和谐”的理论。他既发展了“太阳经证有汗无汗”的病机，又使理法方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得出“有汗用桂枝，无汗用麻黄”之法，使人阅后一目了然。
    二是倡立“毒气致厥”学说，对寒厥和热厥提出独到见解。在郭雍之前，对厥证的认识多停留在“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的层面上，认识比较片面。郭雍在《素问·厥论》的理论基础上，独辟蹊径，创立“毒气致厥”说，认为伤寒之厥的病理重点为“毒气扰经”。厥阴为阴极阳初生之际，关键是阴阳之气顺接，一旦邪气侵袭，阴阳失调即形成厥证。郭雍将厥证分为寒厥和热厥，寒厥的症状是手足厥冷，热厥的症状是“手足如炭火炮烙，或如入汤中是也”。郭雍分别论述了产生寒厥和热厥的不同病机，并且指出治疗上应随毒气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寒厥类似于现代医学上的冷休克，热厥类似于现代医学上的暖休克，郭雍对厥证的分类、病机认识以及治疗原则，竟然和现代医学对感染性休克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是创立“毒血相搏”致黄疸说，对黄疸的产生原因认识更加深刻。关于黄疸的认识，隋代巢元方认为因身黄而动血，身黄在先而血在后。后代医家继承了巢氏观点，简单将瘀血当作黄疸的病理产物，治以下法。郭雍对巢元方的黄疸论提出质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黄疸的黄色来自邪气所败之血，依此创立了“毒血相搏”致黄疸说。他强调黄疸的外感性和传染性，认为邪气化为热毒通过血脉传流，并败血郁结成黄，以血脉为基础重构了黄疸病因病机理论。显然，郭雍对黄疸的认识与现代医学对黄疸的认识更加接近，对黄疸的认识比巢元方更加深刻。
    四是创立“温病有三”论，奠定明清温病学基础。在郭雍之前，医家对温病的认识是局限在伤寒的范围内的，认为温病多由伏气所化。如《素问》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论》说：“（冬伤于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存变为温病。”宋代庞安时开始指出温病、瘟疫应该有别于伤寒。《伤寒补亡论》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存在一种“才感即发”的温病，并将温病分为3类：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为别一种病，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不同也。这样就使温病由原来单一的“伏气温病”的概念，转而发展为对一类病证的总称，从而为明清以后外感温热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是对发疹性疾病认识更加科学，开创了我国传染病鉴别诊断的先河。如对于发疹性疾病，郭雍的描述就尤为精博。郭雍说：“斑与疮及瘾疹，实是3种。伤寒热病发斑，谓之斑，其形如丹砂小点，终不成疮，退即消尽，不复有疮。温毒斑即成疮，古人谓毒热疮也。舍是又安得别有热毒一疮，后人谓豌豆疮，以其形似之也。温毒疮数种，豌豆疮则其毒之最者，其次水泡麻子是也，再次麸疮子是也，如麸片，不成疮，但退皮耳，以其不成疮，故俗谓之麸疮。又与瘾疹不同，瘾疹者，皮肤发痒，搔之则瘾疹相连而出，终不成疮，不结脓水，亦不退皮，忽尔而生，复忽尔而消，亦名风尸也。世人呼麸疮，或曰麸疹即是。”由此可见，郭雍已能抓住斑疹伤寒、天花、水痘、麻疹、荨麻疹的主要特点进行鉴别。这些鉴别诊断理论，开创了我国传染病鉴别诊断学的先河，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此外，《伤寒补亡论》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精到之处。如阐述了“太阴无渴、少阴口渴”的原因；分析了阴阳易的发病机理及治疗；创立了传经之“常”“变”论；治疗疾病讲究立足临床，注重轻重缓急，注重“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弥补了《伤寒论》方剂不足的缺陷等。
    《伤寒补亡论》是伤寒学派的重要著作，促进了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发展。后人认为其独到见解往往超于各家之上，真可谓名副其实。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