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金灿 杨冬冬

王耀平：以生命担使命站在抗疫最前线

在疫情最为肆虐的时期，我带领医疗队员进入疫情暴风眼的武汉。能不能打赢这场战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必须背水一战。当时包括我在内，医疗队有三分之一的同志在出发前都向家里人交代了“后事”，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至今刻骨铭心。

队员们投入武汉战“疫”之后，每次进隔离病房都是一场体力和心理的较量。在隔离病房不能吃、不能喝，进入病房都要穿尿不湿。护士的工作量是原来照顾病人工作量的两到三倍还要多。特别是防护服裹的严严实实，憋气，呼吸困难，一个班4个小时下来，汗流浃背，很疲惫，队员出隔离病房在换衣间坐凳子上就睡着了。刚开始，病房一片死寂，病人都不说话，恐惧、焦虑、无助的气氛弥漫整个病房。队员初进隔离病房瞬间，腿发抖发软，空气都让人感到窒息。可一旦进入到病房，就立即投入战斗。刚开始管理病房时，危重病人多，一些患者面临死亡的威胁，对于个别病亡的患者，队员还要进行临终关怀，回到驻地，不少队员抱着被子哭，心理压力巨大。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了临时党总支，组建“党员攻坚队”，攻坚队员在防护服上用红色字体标识出“姓名、有事找党员、五角星”等字样，这个做法让患者受到很大鼓舞，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也极大提振了队员的士气，真正让党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一位68岁的患者因数十年的糖尿病导致广泛的动脉硬化闭塞，又因为这次患病加重了原来的循环障碍，入院时四肢末梢青紫发绀，疼痛难忍。队员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病区护士长卢仁辉、李晶细心地找来毛巾，用透明胶带为患者做了一双“手套”，护住老人冰凉、疼痛的双手。护师李晓艳为防止老人反复使用导致“手套”滑脱，特地找来针线，戴着护目镜，将“手套”一针一针地仔细缝制。老人戴上“手套”，连声说着感谢。

看到老人的双手在爱心手套的保护下，手指末梢的颜色较昨天变浅了，疼痛感也减轻了，我们队员的内心也十分欣慰。此外，我们队员为患者洗头、剪指甲、喂饭、擦洗身子，出院患者纷纷向医疗队员表示感谢，一桩桩、一件件催人泪下的平凡而感人事迹，激发了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也让青年队员在抗疫一线接受教育、得到成长、经受考验。

一位患者大姐是河南医疗队接收的第一批病人，已经在隔离病房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治疗。刚入院时，胸闷折磨的她几乎整天不说话，也极少下床。队员李俊姗每次护理完，总会对她多说几句关心鼓励的话。半个月后，两人成了微信好友。李俊姗也更加关注大姐的病情和情绪上的变化。有一次看大姐情绪有点低落，李俊姗就问大姐，想不想听河南豫剧，大姐说想。于是，两人就约定，等到大姐出院的那一天，在病房为大姐唱场河南豫剧。

2月23日，大姐准备出院那天上午，李俊姗在护理患者的间隙，赶到大姐所在的病房。豫剧《穆桂英挂帅》的经典片段在病房唱起，其实，这是李俊姗第二次在隔离病房唱豫剧了。几天前，一位老大爷因为住院时间长就“闹”着要出院，说不想再麻烦队员们了。李俊姗就哄着爷爷，唱了《穆桂英挂帅》和《女驸马》，大爷听了很高兴，也不再吵闹了。

来自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队员王晶晶曾护理过的一位94岁老奶奶，出院时，老奶奶想写一封感谢信，由于手抖无法执笔，叫护士代笔，隔壁床患者当起了武汉话的翻译。信中写到：“亏了你们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我生活不能自理，隔离治疗不能请人照顾，一切护理工作都落在你们的身上，睡久了背会痒，你们给我捶背、擦洗……把儿女的事情都做了。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两个月来，医疗队共收到38封患者感谢信和136个图片（视频）感言画面，其中，71岁的出院患者张冬梅说，是河南医疗队给予她生的希望，医疗队的出现，就像一支支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疫情阴霾的夜空，给患者带来了一道闪亮的生命之光。还有患者动情的表示，“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没有看到过医生和护士的眼睛！”。

韩传恩：坚决打赢危重患者救治攻坚战

河南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由商丘、周口、鹤壁三个省辖市的174名医务人员组成。我们抵达武汉时，武汉本地医务人员和前期援助队伍都已长期疲劳作战，体力透支。我们的到来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场及时雨。救治危重症患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我们迅速进入状态、投入战斗，分成四组，与四个国家队通力协作，其中一个组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并肩战斗。

面对重症患者，队员们不顾个人安危，每天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每天一睁眼，考虑的都是如何防止重症病人转为危重症，如何使氧疗、“话疗”发挥更大作用，如何预防继发感染，如何保持患者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我们与四个国家队共同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288人，治愈出院215人，完成了支气管镜等高风险检查和治疗，赢得了李兰娟院士团队的认可与赞誉，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患者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日日夜夜，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李富锦老人是从方舱医院转入重症病房的，刚到病房时，他担心、害怕，情绪低落。我们队员在完成护理治疗的同时，主动与他沟通交流，鼓励他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从生活的细节上关注他、关心他，天天给他“话疗”，他的情绪在好转，逐渐配合治疗；几天过去，经过医护患三方的共同努力，病情稳定了，他亲眼目睹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艰辛，情不自禁拉着我们的护士，用沙哑的歌声为队员唱出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为了谁”。

当得知我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救治重症患者，我就想见见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2009年，手足口病疫情在商丘肆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派出董娟、李婷两位护士到商丘支援，抗击疫情。在商丘的日日夜夜里，她们通过精心护理，挽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实现了零死亡。临別时，我与她们合影留念。十ー年过去了，我们又在武汉战场相逢，只是这次相逢是在特殊的场合。董娟老师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肺炎，正在病房康复。我与李婷等人到病房看望董娟老师，代表商丘感谢她当年的奉献，给她祝福，希望能早日康复出院。董娟老师也非常激动，回想了当年在商丘的往事，想起了她当年吃过的烩面，没想到我们能在武汉战场重逢。我随口说出：“烩面、热干面都是面，河南人、湖北人都是一家亲”，大家都笑了！我们相约疫情过去，春暖花开时节，再到武汉看樱花。我们三人又拍了张合影，成为永久的纪念。我想，这个故事应该是对守望相助的最好诠释。

张建宏：用“心”抗疫

我们抵达武汉时，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此时正是武汉各条战线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以及住院新冠肺炎患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经过短暂的防护培训，先后对接了八家武汉当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收治定点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著名大型医疗机构。

心理干预和躯体干预不一样，许多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甚至一线医务人员觉得不理解，我们通过各种努力，比如首先对对接医院的行政领导、医务科负责人以及武汉当地各援鄂医疗队的队长沟通，科普心理救援、心理干预对一线医务人员和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重要性，对接医院进行一些防疫物质和生活物资包括心理自助手册的捐赠，通过一系列努力，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比如一个已经病情明显改善的女性患者，呼吸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因为焦虑恐慌一直要求吸氧，不敢离开氧气瓶，我们在进舱干预之前，详细地了解了她的病历资料，首次进舱交流的时候把她的病历资料给她详细的说明了一下，比如查了四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肺部CT显示炎症已经明显的吸收，查了2次血常规结果正常，近期血氧饱和度也一直正常，还给她科普因为吸氧不能自由活动反而不利于新冠肺炎的进一步恢复，患者极为感动，通过几次心理干预之后和支持性的心理治疗，患者焦虑明显缓解，顺利停止了吸氧。

还有一名男性患者，因为罹患新冠肺炎，加上以前就有精神疾病，认为传染了新冠肺炎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家人更不会管自己了，在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出现了频繁的自杀行为，我们对该名患者进行了仔细的精神检查、自杀风险评估、药物干预和心理干预，发现这名患者新冠肺炎和精神疾病必须同时治疗，就建议其转诊到武汉收治罹患新冠肺炎的精神病定点医院，并且按危重病人的要求将该患者的资料上报国家卫建委，国家卫健委专家杨灿教授专门来电询问情况，对于我们的科学合理建议表示赞赏。

作为全国八支国家心理救援队的一支，我们到达武汉之后，迅速地评估当地疫区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和住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心理需求和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时编写了心理自助手册，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印制7000册发往武汉，郑州八院印制了1000册，发放各地援鄂医疗队和当地住院患者，广受欢迎。在武汉开展工作期间，我们不仅完成了国家卫健委交办的指令性任务，还接管了兄弟省市心理救援队撤离后交接的两家定点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任务，工作成效显著，得到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充分肯定。

周正：坚守 为了每一名重症患者

作为医疗组长，我深知病房就是战场，治疗重症患者，就是与死神争分夺秒。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而且一旦出现炎症风暴，会急转直下，极易在短时间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加快，血氧饱和度下降，甚至凝血功能障碍，不仅仅是肺，各个脏器会发生衰竭。所以，医护人员始终是绷紧神经的。

所以，打破重症病房压抑和沉闷的气氛是我作为组长在治疗同时破解的难题，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带着队员主动和病人交流，询问病情并进行体格检查；对一些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慢慢地彼此就忘记了恐惧，加上看到周围有好转的病人之后，患者也愿意交流了，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在给病人取咽拭子标本时，需要和病人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棉签触及咽部时病人极易出现咳嗽和咳痰，病毒很容易通过飞沫传染给医生。为了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我第一个冲在前面采取咽拭子标本，只有不怕危险，才能带领大家往前冲！在支援武汉四院的整整两个月，发现有的队员身体疲惫不堪，我主动替他们值班，让他们休息恢复体力，当然，我自己也不是超人，但人有时候就是很奇怪，一旦使命在肩，似乎真有用不完的力气，有时打个盹，醒来就感觉跟“充满电”一样。

临床治疗上，有一对兄弟因照顾患有新冠肺炎的父亲而被传染，他们的父亲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在大年初一去世，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兄弟俩人发热、咳嗽和胸闷症状越来越重，稍事活动就喘息不止。兄弟俩人因刚失去亲人，自己又被感染，入院时心情沉重，不吃饭，对新冠肺炎有高度的恐惧感。我和队友暗下决心，一定要治疗好这兄弟俩人，他们都才四十多岁，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治不好，对他们的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我和几位医生多次会诊，对症治疗的同时，关口前移，把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仔仔细细分析并采取对应措施，这些经验也被用于其他患者，经过“一人一策”的针对性治疗和不定期开展心里疏导，兄弟俩人病情逐渐好转，最后同一天痊愈出院，出院时兄弟俩人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河南人真中”！

经过一段时间和病人的相处后，我们和病人逐渐熟悉起来，病人的病情也在好转，当初的焦虑和抑郁也慢慢消除了，病房的气氛活跃了许多，有时候为了给患者缓解压力，调剂单调的病房生活，我们医疗队一名能歌善舞的护士在病房给病人唱河南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病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次我查房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正在吃饭，看到我进来了立马放下碗筷，戴上口罩，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就主动走过去，问她为什么不吃饭了？她说：“我担心吃饭不戴口罩会把病毒传染给你，我要好好配合治疗，等我们都好了，你们就能早点健健康康的回家了”。听到她这番话，我感觉心里暖暖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王瑞：我们和患者并肩战斗

我和队友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工作，面对的重症患者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最大的95岁，最初的时候病区15台无创呼吸机同时使用，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高、防护要求苛刻。

对此，我和队员们自我加压，严格要求，精准操作，一丝不苟。反复进行穿戴防护服训练，严格落实密封性查验；精心为患者测体温、量血压、输液、用药、上呼吸机；及时为患者翻身、叩背；主动为患者洗衣、梳头、剪指甲。说实话，很多时候，都是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也忙得像一个“陀螺”，确保一次治疗也不拉下，一次护理也不少。每一个班下来，队友们都是衣服湿透，浑身酸软。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刚入院时病情比较重，在床边解个小便都会出现呼吸困难，每天靠高流量吸氧，氧饱和才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阿姨家人不在身旁，病情又重，思想压力特别大，我就格外关注她。每天上班忙完手头的工作，我就会到她床旁跟她说说话，帮她做些什么。每次，只要到她床旁，我会先检查一下，看到氧饱和不到九十的时候，我都会问她是不是下床了，督促她休息，她都会笑着说“逃不过你的眼睛”；每天，我把饭菜摆好，盒子打开，筷子掰开递到她手里，帮她把水倒上，收拾大小便，阿姨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你穿着防护服，我真的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有一次，阿姨让我帮她端盆水，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解小便的时候不小心弄到裤子上，想洗一下！考虑到阿姨稍微活动就会呼吸加快，洗衣服肯定不行！我二话没说就到卫生间帮阿姨洗衣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件衣服没洗完就汗流浃背，当我收拾完回到病房，看到阿姨的眼泪一直在眼睛里转圈圈。

在平时，阿姨和很多患者都在用他们的方式保护着我们。每次我们一到床旁,她们就赶快把口罩戴上才跟我们说话，为她整理完大小便也是不停催促我消毒洗手，害怕把病毒传染给我。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非常注意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为的便是让支部在抗击疫情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每名党员也都在以不同方式，冲锋在前，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师延刚，穿好防护服，第一个冲进隔离病区，勇当“探路者”，为大家总结穿戴防护服及在隔离病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孟霞，不断向患者传递战胜病魔的坚定信心，她在自己和队友的防护服上做画，画出美少女的战神形象，写出“病毒，我们代表人类来消灭你们”的话语，温暖患者受病毒重创的沮丧心情；曲玲杰，在手头没有纸的情况下，撕下一块纸箱板，郑重写下“我想成为你！”的入党誓言。她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听到有人说‘我是党员，我先上！’所以我也想成党员，担当更多的责任！”

邵青青：“邵三管”是这样来的

我所在的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主要在武汉青山方舱医院工作。随着治愈患者出舱人数增多，留在舱里的患者情绪难免会有些焦躁，有很多患者需要心理疏导。

于是，我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能够一个小物件儿让患者寄托希望和放松心情，应该是心理疏导上很不错的一个方法。于是，从2月16日至2月26日，我就趁着休息时间，10天时间，叠了200只千纸鹤。每一只千纸鹤上面都写着不一样的祝福、不一样的心愿；希望200只千纸鹤能承载着每个人的梦想早日康复平安飞出方舱。

2月27日，我为患者发放千纸鹤时，患者收到纸鹤的反应震撼到了我，不仅仅是感谢，他们很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其中一位叔叔说：“我会把纸鹤放在最贴身的衣物口袋中去保存，我们赶紧康复，你们医护工作者早日平安回家。”；还有一位阿姨拉着我的手说：“明天就出院了，出院前能收到你送的礼物、能再见一次你工作时的背影我很是满足，特别想见见你去掉口罩的容貌，如果可以，我们相约明年武大樱花树下再见。”

对于“邵三管”的称呼，和我在武汉的分工有关，我是护理第四大组总感控负责人，除完成舱内的护理工作外，还负责所有人员安全防护工作以及舱内所有关于感染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安排及处理工作。

穿脱防护服是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每次进舱前，在按照流程穿好防护服时自己先检查，然后我再挨个检查审核，既然身为感控总负责人，就要对每一位队员真正的负起责任。这是我感控工作的“铁规”。

有一次，一名队员的护目镜鼻子两旁稍微有一点儿漏气，如果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自己感觉没问题，但在我这儿就被拦了下来，要求他重新更换，虽然已经穿好整套防护服，再重新更换护目镜会比较麻烦，但绝对不能将就，必须严格执行。当时我态度很严肃，板着脸，当着医护小组人员的面，让他重新穿戴防护服和护目镜，并告诉所有人员：“这是第一道关，必须重视，有一项穿戴不合格的地方，就不能进舱工作！

时间久了，慢慢的，大家都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每次不管是进舱、还是出舱，都会自觉找我审核检查；这样我也感觉更放心；平日的生活中，这样的严格要求也不例外，驻地酒店所有地面都要按照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划分好，消毒到位，隔三差五的我都会突击检查1到2次，看看大家否按照要求执行。

就这样，我获得了一个美称——邵三管：管天、管地、管空气。不管是院士还是院长，进舱都得受我的监督做好防护，是为管天；在住所处，所有地面都要按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划分好，消毒到位，是为管地；不让一个病毒存活在空气中害人，是为管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