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孙小明

腊月二十九晚上六点，医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散会后，检验科主任刘涛立即通知检验科骨干人员开会，刚刚传达了医院会议精神，大家群情激昂，纷纷报名要到抗疫一线，主动在请战书上签字并按下红指印。

考虑到这次新冠肺炎的风险性和未知性，刘涛决定还是自己带头先上，只带一名业务骨干胡敏，到风险最大的一线，直面患者采集咽试子和抽血。当晚，我们经过讨论，连夜调拨检验仪器，分成三个梯队开赴抗疫一线，24小时值班，减少标本往来转运程序，避免交叉感染。

大年三十晚上八点多，一年里难得的一次机会，本想陪孩子们吃顿团圆饭，这时候电话尖锐地叫了起来。疾控科何桂霞科长通知刘涛说，有一疑似病例，需要马上到感染性疾病科进行咽拭子采样。疫情就是命令！顾不得多想，刘涛立即放下手中的筷子就要出门。爱人和孩子惊愕地望着他，茫然失措。他装作很轻松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隔离了，你照看好两个孩子，我得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就当我是出一次远门吧。”

爱人临走时一再叮嘱“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他故作轻松：没事，放心吧。

尽管感控科多次培训防护知识，尽管一直在网上了解新冠肺炎相关信息，但在前往感染性疾病科的路上，刘涛仍感到忐忑不安。采集咽拭子样本，需要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直面患者张开的嘴巴，患者很容易因咳嗽而产生飞沫喷溅，万一防护不严密，被感染的几率非常大。

到了科室，作好准备，径直走向感染科。与丁永昌主任沟通后，开始穿防护用品。护目镜很快就起了雾气，再加上一层面屏，眼前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穿过清洁区、缓冲区的走廊，只听到自己轻微的脚步声和防护服摩擦的沙沙声。进入隔离病区，随着玻璃门咔嚓一声关上，仿佛所有的忐忑都关在了门外。刘涛深吸一口气，顿时精神十足。

认真核实病人信息后，先安慰患者，让她减少压力，放松心情，以便更好地配合采样。为患者抽血时，护目镜上的雾气使他看不清血管，再加上带上三层手套，手指触摸血管的感觉也失去灵敏性。凭着二十多年的采血经验，刘涛还是顺利地采集了血液。

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他让患者坐在床边，摘下口罩，张开嘴巴。随着呼吸的热气，护目镜上更模糊了，只能近点、再近点。他清楚，每近一点点就会多一份被感染的风险，但为了采集合格的样本也顾不了多想。靠近——看清——捏棉签——瞅准——让患者喊“啊”——轻压舌面——迅速采集两侧扁桃体和后咽壁，一整套动作娴熟、快速。患者出现恶心和干呕的同时，他迅速取出咽试子和压舌板。之后患者出现强烈的咳嗽，此时他已完成采集。安慰了患者几句，走出病房。

采集结束，并不代表顺利完成了任务，比采集更危险的环节，是脱防护服。在采集的时候，穿有防护服，戴有防护面屏、护目镜，全身无暴露，感染的可能很小。但患者在咳嗽的时候，病毒已随飞沫喷溅到面屏和防护服上，脱防护时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感染。

刘涛严格按照流程，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摘下鞋套、退去外层手套、净手、摘面屏、净手、摘护目镜、再净手……一系列繁琐的程序。两层防护服脱下来，他已是热汗淋淋。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空荡荡的“家”，2020年的钟声已经响过。这个“家”是刘涛提前为自己准备的“隔离休息”的地方，在接下来漫长的一个多月里，他要独自在这里生活。

坐在沙发上，想到孩子们此刻应该已经进入梦乡，为他们准备好的压岁钱还在兜里，没来得及掏。看着眼前的全家福，看着刚走不到半年的妈妈，不知她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好吗？想着想着，刘涛不觉泪流满面。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抗疫工作的进展，各种事务纷至沓来，组织科内学习、个人防护培训、梯队人员排班，以及标本的采集、转运、存放……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九，刘涛已采集疑似病例60多人，其中确诊3人。

因为忙碌，陌生了家的感觉，淡忘了季节的更换。猛然之间，才知道已经是春天了。

是啊，已经是春天了！再坚持几天，必会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选一个好日子，带孩子去踏青！